2018 年 12 月 1 日，时任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准备前往墨西哥。但她随后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原因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引渡请求。美国政府指控华为公司，利用在香港注册的星通公司，向伊朗转售美国的科技产品，进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而孟晚舟作为华为公司的重要高管，就成了美国政府的逮捕目标。

之后近三年，孟晚舟的名字成为国际焦点。她虽然获得假释，但不得离开温哥华，行动受到监控。引渡听证会一轮接一轮，中、美、加三国的关系也因此陷入僵局。2021 年 9 月 22 日，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签订《延期起诉协议》；两天后，协议公开，她返回中国。2022 年，美国政府撤销了针对她个人的指控。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事件似乎已经结束。但就在今年，也就是 2026 年 9 月 9 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开始了另一个案件的审理。这一次，美国政府不再针对孟晚舟个人，而是起诉了华为公司及其三家子公司。而孟晚舟在 2021 年签署的几份文件，很可能成为对华为公司非常不利的证据。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仔细讲一讲，为什么孟晚舟回家了，而华为公司却要在四年之后，真正走上美国的刑事审判。

星通公司、伊朗业务与银行欺诈指控

实际上，美国检方针对华为的起诉书，早在 2018 年 8 月就已经形成，但到了 2019 年 1 月，也就是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的一个多月以后，才正式公开。当时起诉的被告，包括华为公司、华为设备美国公司、香港星通公司，以及孟晚舟本人，指控的罪名主要包括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违反伊朗制裁和妨碍司法等。

要理解这一系列指控，得先从这个「星通公司」讲起。这家公司注册在香港，但主要业务在伊朗。根据孟晚舟 2021 年确认的陈述，2007 年 2 月，星通公司的全部股份由华为的子公司「华盈管理」持有；同年 11 月，股份从华盈管理转到另一家名叫「卡尼库拉（Canicula）」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同样也受到华为的控制。

2008 年 2 月，孟晚舟进入星通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其他成员也是华为员工，她任职到 2009 年 4 月。此后，卡尼库拉继续持有星通公司股权，同时也继续受华为的控制。2010-2014 年，星通公司在伊朗的重大经营决策都由华为作出。在星通公司上班的人，也都认为自己是在给华为工作，他们用的邮箱后缀，都是华为的域名。

这份文件还表明：2010-2014 年，华为安排星通公司，通过一家跨国金融机构，完成了大约 1 亿美元的交易，这些钱最终在美国清算；其中有 750 万美元的付款，是付给一家英国人力公司，用于支付派往伊朗的工程师费用。

2012 年 12 月和 2013 年 1 月，路透社等媒体连续报道华为与星通公司的关系，还提到星通公司曾向伊朗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推销一批受到限制的美国厂商设备。

如果银行继续通过美国金融系统，处理与伊朗业务有关的美元交易，就可能面临民事或者刑事责任。所以消息出来以后，给华为提供国际结算服务的银行开始向华为询问情况。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家银行就是汇丰银行。2013 年 8 月 22 日，孟晚舟与汇丰的高管会面。她带了一份 PPT，里面把星通公司说成是华为的「合作伙伴」和「第三方」。她承认华为曾经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但现在已经全部卖出；她还表示，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制裁要求。

如果孟晚舟后来在 2021 年签署的陈述都是真实的，那么她在 2013 年给汇丰银行做的解释就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她向银行隐瞒了华为和星通的真实关系，星通的股份，只是从华为一家子公司，转给了另一家由华为控制的实体，而并非真的脱离了华为的控制。会面之后，汇丰银行决定继续维持和华为的业务关系。

到这里，早期起诉书中的两条法律线索就比较清楚了：第一，检方指控华为和星通违反伊朗制裁规定；第二，检方指控华为向银行作出虚假陈述，隐瞒与星通公司的真实关系，从而构成银行欺诈和电信欺诈。不过，在今年庭审开始以前，检方已经决定不再推进两项指控。

美国法律为何能够管辖

在本案中，由于星通公司在伊朗的业务使用了美元交易，并且经过美国的金融系统完成清算，再加上华为的美国子公司也参与了部分经营活动，这些事实就给美国检方适用本国法律，提供了几个重要的连接点。

不过，严格来说，「美国法律对华为的管辖权」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这些跨国经营活动，和美国有没有足够具体的联系；第二，美国的某一条法律，究竟能不能适用于发生在境外的行为；第三，即使美国法律可以适用，美国政府能不能取得证据、让被告到庭，并把判决落到实处。它们经常被笼统地称作「长臂管辖」，但如果把不同问题混在一起，就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

我们先看第一层，也就是行为和美国的联系。跨国交易通常不只发生在一个地方。合同可能在香港签署，货物运往伊朗，付款指令从欧洲发出，但负责美元清算的代理银行却在纽约。如果其中有一个环节发生在美国境内，而且这个环节又恰好触犯了美国法律，那么这个跨国交易，就不是纯粹发生在美国之外，美国法律当然具有管辖权。

本案的美元交易就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清算货币是不是「美元」。起诉书具体指控的是，2010 - 2014 年，与星通公司有关的交易，是经过美国境内的银行系统完成清算。因此，美国检方主张，银行所提供的服务、资金的流转，以及银行可能承担的制裁风险，都有一部分落在美国境内。

然后是第二层：有连接点，也不等于美国法律都能无限延伸到境外。美国最高法院长期坚持一项原则，叫「反域外适用推定」。2010 年的「莫里森案」和 2016 年的「纳贝斯克案」，把判断方法归纳成了两步。第一步，看国会有没有在法条中清楚表明，这部法律可以适用于境外行为。如果有，就按照国会划定的范围适用；如果没有，再进入第二步，看这部法律真正关注的对象是什么，以及与这个对象有关的关键行为发生在哪里。

因此，不同罪名涉及的域外管辖路径不尽相同。例如，关于窃取商业秘密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是美国公民、美国永久居民或者美国组织，或者有人在美国实施了推进犯罪的行为，那么即使其他行为发生在境外，美国法律仍然可以适用。洗钱罪也规定，对外国人而言，如果部分行为发生在美国，而且相关交易超过一万美元，可以产生域外管辖。这也是为什么，本案的不同指控，要分别寻找不同的连接点。

最后是第三层，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域外管辖。美国法律当然可以规定某些犯罪具有域外效力，美国法院也可以受理这些案件，但法律的规定、法院的判决能否真正执行，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美国警方不能直接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而要通过引渡程序，请求加拿大政府的协助，否则，就只能等待当事人进入美国境内，再采取行动。

所以，所谓的「长臂管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概括和解释。

美国指控的具体罪名

到了 2020 年 2 月，此时孟晚舟还没有回国，也还没有签署《延期起诉协议》。这时候，美国检方又提出了第三份替代起诉书。与此前的起诉书相比，它新增了三项主要指控，包括窃取商业秘密共谋，以及与知识产权事件有关的电信欺诈共谋。由于指控比较多，我们挑几个比较典型的来说。这里要强调一下：以下所说的这些，都是美国检方企图在法庭上证明的事实，截至目前还没有被法院认定，也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

叠甲完毕，先来看「T-Mobile 事件」。2006 年，美国 T-Mobile 公司在它的实验室里研发了一套手机测试系统，名叫 Tappy。它的机械臂带着一个橡胶触头，可以模仿人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点击、滑动和输入。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模拟出用户几个月的使用量，从而提前发现软件延迟和屏幕故障。

根据检方的说法，2010 年，华为美国设备公司开始给 T-Mobile 供应手机。2012 年，为了测试华为准备交付的产品，T-Mobile 允许少数经过授权的华为员工，进入实验室进行测试。双方为此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在测试过程中不得拍照、录像、或进行逆向工程。2013 年 5 月，一名没有授权的华为员工，在其他几个有授权的华为员工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并拍摄了几张机器人的照片。半个月后，又有一名经过授权的华为员工，从实验室中把机器人的关键部件拆下来带走。这些行为都被现场的监控拍了下来，成为后来检方的重要证据之一。

T-Mobile 发现后，向华为提出投诉。华为表示，这是员工违反公司规定的个别行为，随后解雇了涉事的员工。2014 年，T-Mobile 在西雅图的联邦法院向华为提起民事诉讼。2017 年，陪审团认定华为公司违反保密协议，侵占了 T-Mobile 的商业秘密，但同时认为华为不具有「故意和恶意」。这件事后来被美国检方写入刑事起诉书，用于指控华为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的罪行。

然后，再来看「Quintel 事件」。2009 年，英国的 Quintel 公司与华为接触，希望在移动天线领域开展合作。华为在美国的研发子公司 Futurewei 与 Quintel 签署保密协议，约定所提供的机密信息只能用于双方讨论合作。当天，Quintel 向华为展示了一项天线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位置调整角度、改善信号。之后，他们又应华为工程师的要求，提供了进一步的技术资料。

但合作最终没有谈成。按照美国检方的说法，就在获得资料一个多月后，Futurewei 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了一份专利申请，其中大量使用了 Quintel 提供的技术。2014 年，Futurewei 取得了这项专利。而 Quintel 直到 2015 年申请欧洲专利时，才因为 Futurewei 的在先专利而发现了这件事。随后，Quintel 起诉华为，主张侵占商业秘密，并要求更正专利发明人。

检方还进一步声称，2009-2016 年，华为销售使用这些知识产权的产品，获得约 2200 万美元收入。据此，检方将这件事也写入了替代起诉书。

本案核心指控：RICO 共谋

表面上看，以上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业务线上。但检方 2020 年替代起诉书最核心的一点，在于试图将这些事件联系到一起，指控华为及其关联公司构成「RICO 共谋」。

RICO 是一个英文简称，翻译过来是《反敲诈及腐败组织法》。它是美国国会 1970 年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的一部分，最初主要用来打击黑手党，后来逐渐适用于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组织。如今，它被编入《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1961-1968 条。

在本案中，检方依据第 1962 条 d 款，指控华为及其关联企业构成 RICO 共谋。要理解这个罪名，需要分别理解几个关键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企业」。RICO 所说的企业，既可以是依法成立的公司，也可以是为了共同目的而结合、持续运作的一组实体。检方把华为及多家关联公司称为「华为企业」，主张它们具有共同目的和持续的组织关系。

第二个概念是「活动模式」。RICO 列出了一批可以作为基础的犯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罪」。本案起诉书列举的基罪包括银行欺诈、电信欺诈、窃取商业秘密、洗钱、妨碍司法和侵犯著作权等。对于 RICO 共谋指控，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同意由共谋者实施一系列彼此关联、具有持续性的基罪。

第三个概念是「共谋」。它指的是，共同商定实施前面所说的 RICO 违法行为。它不等于多个事件的简单集合，也不要求同一个人亲自实施所有基罪；关键在于，检方能否证明有关被告明知并加入了这项共同协议。对公司被告来说，还要进一步判断，哪些员工的行为和主观状态能够归责于公司。

因此，对于华为来说，管理层是否知情、公司是否设置获取竞争情报的奖励机制、不同事件之间是否相似，都可能成为证明共同协议的证据。检方必须针对每一家被告，把 RICO 共谋的各项要件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此，辩方可以指出，相关行为只是个别员工的违规或者越权，管理层没有批准，公司发现后进行了纠正；也可以主张，不同事件之间没有共同协议，检方没有证明被告曾经同意把相关收入用于企业经营。只要这些质疑使陪审团对任何要件产生合理怀疑，相应的 RICO 共谋指控就不能成立。

这也是本案真正需要陪审团判断的问题：二十多年间发生在不同地点的行为，究竟只是被检方挑选、拼接起来的个别事件，还是能够证明公司层面存在一项共同协议，并且符合 RICO 对企业、行为模式和所得使用的要求。

今年 4 月，美国检方提出了第四份替代起诉书，将之前的指控重新整理为 14 项。9 月 4 日，检方撤销了其中 2 项指控，因此实际提交的是 12 项罪名。9 月 8 日，纽约东区法院开始遴选陪审团；9 月 9 日，控辩双方作开案陈词。

在开案陈词中，双方就华为公司内部是否存在犯罪共谋的问题，发表了初步观点。检方说，华为公司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把犯罪当成经营策略；而辩方律师则说，政府是从一家跨国企业二十多年的庞大历史当中，挑出了几个彼此无关的事件，其中有些当事人互相之间从未见过面，工作地点也相隔数千公里。

关键证据与进行中的裁决

正如前面所说，检方的手里，掌握着一项对华为非常不利的证据，那就是孟晚舟在 2021 年签署确认的《事实陈述》。这份陈述一共四页纸，承认了华为对香港星通公司存在控制关系；而星通公司的伊朗业务实际上由华为员工运营，并使用了美元交易；以及，2013 年孟晚舟在对汇丰银行的解释中，存在不真实的陈述。

根据双方的《延期起诉协议》第 6 条，如果美国检方重新起诉孟晚舟，那么这份《事实陈述》可以作为检方的证据，并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得提出与这份陈述相悖的主张。

就在今年 6 月，本案法官裁定，孟晚舟的这份陈述，可以在华为公司的刑事审判中使用。理由是：孟晚舟在当时和现在，一直都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这份陈述所涉及的，是她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因此，华为不能要求排除这份证据。

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在裁定当中，法官相当于把孟晚舟的陈述，作为了华为公司自己的陈述，而不是第三方证人的陈述。如果把孟晚舟作为第三方证人，那么在庭审时，她就必须亲自到场，接受华为的交叉质询。现在既然已经被认定为华为自身的陈述，孟晚舟也就没有必要亲自到庭。

对于本案的陪审团来说，他们要做的，是针对检方提出的每一项罪名，分别进行判断：哪些事实被证明了；哪些行为可以归责于公司；这些行为有没有达到定罪条件；以及，不同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共谋。

这个案子，后面还有很多程序要走。一审的裁定结果，可能要等到 2026 年年底，甚至更晚的时间，才能出来。对于华为公司来说，如果被陪审团裁定 RICO 共谋成立，可能会面临巨额罚金和违法所得没收，此外，还要在判决后接受一定的合规监督。

控辩双方的两套不同叙事，究竟哪一个能够跨越司法的门槛？美国诉华为公司，这个跨越了二十多年，涉及多个国家，充满了外交和政治色彩的案件，最终将会走向怎样的结局？这些问题，我们等到三个月后，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的裁定公布以后，再来详细讲解。尽请期待「美国诉华为公司案」下集。

本案仍在审理中。除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与程序性裁定外，以下涉及刑事责任的内容均是检方指控、庭审陈述或证人证言；华为对相关指控作无罪答辩。本期庭审信息截至 2026 年 9 月 18 日。

关键时间线

• 2007—2014 年：依据孟晚舟确认的《事实陈述》，星通股权由华盈管理转至仍受华为控制的 Canicula；孟晚舟曾任星通董事，星通在伊朗的重大经营决策由华为作出，相关美元付款经美国清算。
• 2009—2016 年：Quintel 与 Futurewei 的天线合作、专利申请及后续诉讼，后来被检方写入知识产权指控。
•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8 月：媒体报道华为与星通的关系；2013 年 8 月 22 日，孟晚舟向银行说明星通是华为的「合作伙伴」和「第三方」。
• 2013—2017 年：Tappy 机器人事件发生；T-Mobile 随后提起民事诉讼。2017 年，陪审团认定华为违反保密义务并侵占商业秘密，但未认定其行为具有「故意和恶意」。
• 2018 年 8 月—2019 年 1 月：纽约东区的起诉书先被封存，孟晚舟于 2018 年 12 月在加拿大被捕；起诉书于 2019 年 1 月公开。
• 2020 年 2 月：第三份替代起诉书把 RICO 共谋、窃取商业秘密共谋及相关电信欺诈共谋并入案件，罪名增至十六项。
• 2021 年 9 月—2022 年：孟晚舟签署延期起诉协议并回国；履行协议后，针对她个人的指控被撤销，公司案件继续。
• 2026 年 4—6 月：第四份替代起诉书把指控整理为十四项；法院随后裁定，孟晚舟确认的《事实陈述》可以在公司审判中使用。
• 2026 年 9 月：检方不再推进两项制裁指控，实际提交十二项罪名；9 月 8 日开始遴选陪审团，9 月 9 日控辩双方作开案陈词。

关键主体与事件

• 孟晚舟：华为首席财务官。她已不是本轮公司审判的被告，但 2021 年签署的四页《事实陈述》成为重要证据。
• 星通、华盈管理与 Canicula：三者之间的股权转移和实际控制关系，是检方解释华为伊朗业务及银行陈述的基础。起诉材料没有公开银行名称；汇丰银行这一识别来自路透社报道。
• T-Mobile 与 Tappy：Tappy 是用于模拟手指操作的手机测试机器人。民事案件的判决已经生效，但同一批事实在刑事案件中仍须按照更高的证明标准重新判断。
• Quintel 与 Futurewei：检方主张，Futurewei 在接触 Quintel 的保密天线资料后申请了相关专利；这仍是待陪审团判断的指控。

核心法律概念

• 延期起诉协议（DPA）：在约定期间暂缓追诉；被告履行义务后，检方依约申请撤销指控。它既不是无罪判决，也不是认罪答辩。
• 事实陈述（Statement of Facts）：孟晚舟确认其内容真实准确。协议第 6 条主要处理重新起诉她本人时的使用问题；该文件能否用于华为公司的审判，则取决于法院对公司是否「采纳」这份陈述的判断。
• 连接点、管辖权与域外适用：美元经美国清算、美国子公司参与等事实可以形成与美国的连接，但某一项联邦刑事法律能否适用于境外行为，仍须逐条分析，不能只凭「用了美元」得出结论。
• RICO 共谋：本案依据 18 U.S.C. § 1962(d)，指控有关被告共同约定违反 § 1962(a)，把基罪模式产生的收入用于或投入「华为企业」的经营。检方不仅要证明企业、基罪模式和共同协议，还要证明所得使用或投资这一层关系。
• 公司归责与证明标准：员工的行为和主观状态何时能够归责于公司，是本案核心争点。检方必须针对每一家被告、每一项罪名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据获准进入法庭并不等于陪审团必须采信。

主要案件与法条

• United States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E.D.N.Y. No. 1:18-cr-00457）：本期主案。
• T-Mobile USA, Inc. v. Huawei Device USA, Inc.（W.D. Wash. No. 2:14-cv-01351）：Tappy 民事案。
•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561 U.S. 247，2010）：重申联邦法律的反域外适用推定，并要求围绕具体法条所关注的对象判断案件属于境内适用还是域外适用。
• RJR Nabisco, Inc. v. European Community（579 U.S. 325，2016）：确立域外适用的两步判断，并认定 RICO 的部分实体禁止条款，可以在相关基罪本身具有域外效力的范围内覆盖境外活动；该案没有一次解决所有 RICO 条款的域外适用问题。
• 18 U.S.C. §§ 1961、1962：RICO 的定义、实体违法与共谋条款。
• 18 U.S.C. §§ 1343、1344、1832、1956、1512、2319：分别涉及电信欺诈、银行欺诈、窃取商业秘密、洗钱、妨碍证人或调查及刑事侵犯著作权，是起诉书列举的主要基罪来源。
• 18 U.S.C. § 1837 与 § 1956(f)：分别规定商业秘密犯罪与洗钱罪适用于部分境外行为的条件；前者关注行为人身份或是否有人在美国实施推进犯罪的行为，后者对外国人要求部分行为发生在美国且交易金额超过一万美元。
• 50 U.S.C. § 1705 与 31 C.F.R. Part 560：伊朗制裁线索所涉及的刑事罚则与行政规定；开庭前检方已决定不再推进两项独立的制裁指控。

主要资料

• 2019 年起诉公开说明及首批指控概览
• 2020 年第三份替代起诉书（PDF）
• 孟晚舟延期起诉协议与《事实陈述》（PDF）
• 18 U.S.C. § 1961（RICO 定义） ；18 U.S.C. § 1962（RICO 禁止行为）
• 美国最高法院：Morrison 案判决（561 U.S. 247） ；RJR Nabisco 案判决（579 U.S. 325）
• 18 U.S.C. § 1837（商业秘密犯罪的域外适用） ；18 U.S.C. § 1956(f)（洗钱罪的域外管辖）
• 路透社：孟晚舟《事实陈述》可用于公司审判
• 路透社：2026 年 9 月 9 日开案陈词
• Fierce Network：检方开庭前缩减指控范围

这套解释听起来相当完整。可惜，加州法律并不是这么规定的。本文不想过多讨论这次的八卦争议，只想就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美国加州法律对于代孕、辅助生殖和亲子关系的规定，做一些简单的科普。

有关「父亲没有到场，就只能按捐精处理」的说法，虽然在法律上是错的，但它却碰巧点到了加州辅助生殖相关法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孩子的「生物学父亲」，为什么可能不是「法律上的父亲」？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美国加州，从半个世纪前开始的一连串判例说起。

「捐精者」与「法定父亲」

如果把网上流传的说法拆开，会发现它实际上混淆了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取卵、捐精和法律上的亲子关系。

取卵只是一项生殖医学程序。一名女性把自己的卵子取出来，可以冷冻保存，可以与某人的精子形成胚胎，也可以最后什么都不做。仅仅完成取卵，并不会凭空产生一个法律上的父亲。

同样，一个男人是不是「捐精者」，也不是看他取卵当天有没有亲自到场。加州《家庭法典》第 7613 条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例如，一个男人将精子提供给医生或者持牌精子库，用于与自己没有婚姻关系的女性进行辅助生殖，原则上可以被视为「捐精者」，而不是孩子的法定父亲。

但是法律紧接着规定了例外：如果双方在孩子受孕以前签署书面协议，明确约定这个男人要成为父亲，那么他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捐精者，而成为了这个孩子的「法定父亲」。此外，即使没有合格的书面文件，法院在部分情况下也可以根据「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判断双方在受孕以前是不是已经形成共同成为父母的约定。

换句话说，加州法真正关心的是：你提供精子的时候，是在「捐赠」，还是在「生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关于法律意图的问题。

代孕关系中的「意向父母」

如果按照网络传闻设定的场景——一方提供卵子，一方提供精子，再由另一名女性怀孕并生产——那么法律上通常讨论的其实是「妊娠型代孕」。

这里需要先区分一组概念，加州法律把代孕分为两类：

• 第一类是「传统代孕」：代孕者不仅负责怀孕，她同时提供自己的卵子，因此她与孩子有遗传关系；
• 第二类是「妊娠型代孕」：妊娠代孕者只负责怀孕和分娩，胚胎在遗传上与她没有关系。在现代商业代孕中，更常见的是后一种。

而加州法律在这一制度中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身份：「意向父母」。《家庭法典》第 7960 条对它的定义是：一个人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只要表现出愿意在法律上成为辅助生殖所生孩子的父母，就可以成为「意向父母」。注意这里的逻辑。在认定意向父母时，法律看重的是你的「意向」，是你愿不愿意为这个辅助生育的孩子负责，而不是简单地看你是否是「配子」提供者。

这正是加州代孕法律最重要的一次观念转变。在自然生育时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通常不难确定：分娩出孩子的女人是母亲，提供精子的男人是父亲。可辅助生殖技术出现以后，围绕辅助生育的孩子，会出现五种不同角色：提供卵子的人、提供精子的人、怀孕的人、计划抚养孩子的人，以及最终在法律上承担父母责任的人。这就使得原本简单的亲子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法律于是不得不重新回答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到底哪一种关系，才足以产生「父母」身份？

没有血缘，也可能是父亲

加州法院第一次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比试管婴儿和商业代孕的流行要早得多。

1968 年，加州最高法院审理了 People v. Sorensen 一案。在本案中，Sorensen 因为不育，同意妻子使用他人的精子接受人工授精。孩子出生后，两人共同生活了几年。后来夫妻关系破裂，Sorensen 却提出：孩子不是我的，我没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从今天看，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但在 1968 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加州最高法院最后认定，他仍然是孩子法律上的父亲。核心的理由是：他明知妻子将接受他人精子，却主动同意了整个生育过程，并且双方从一开始就打算让这个孩子成为他们家庭的孩子。也就是说，在辅助生殖的语境下，父亲身份不再严格与遗传基因挂钩。

这个判决后来成为加州辅助生殖亲子关系制度的一块重要基石。但再往后一步，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没有血缘也可以成为父亲，那么怀孕并生下孩子的人，就一定是母亲吗？

没有血缘，有可能成为母亲吗？

1993 年的 Johnson v. Calvert 一案，是加州代孕法律史上真正的分水岭。在本案中，Calvert 夫妇想要孩子，但妻子 Crispina 因为接受过子宫切除，不能怀孕，但卵巢仍然能够产生卵子。于是，医生用她的卵子和丈夫的精子形成胚胎，再把胚胎植入代孕女性 Anna 体内。这意味着，Crispina 是孩子的「遗传学母亲」，而 Anna 则是怀孕十个月并最终生产的「分娩母亲」。后来双方发生纠纷，有关谁是孩子真正母亲的问题，第一次摆到了加州最高法院面前。

加州最高法院最终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极大的判断标准：当遗传母亲和分娩母亲不是同一个人时，应当考察「谁原本就打算促成这个孩子出生，并把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抚养」，也就是所谓的「生育意图」。法院最终认定，Calvert 夫妇才是孩子的法律父母。

这一步非常关键。从这里开始，「父母」不再只是一个由「血缘关系」或者「分娩事实」自动决定的自然身份；而开始变成一种包含「意思表示」和「法律责任」的制度性身份。

「生育意图」也不是万能的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过度简单的结论：在辅助生殖关系中，只要各方事先约定好谁是父母，法院就能直接根据合同约定来认定亲子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仅仅一年以后，1994 年的 In re Marriage of Moschetta 一案，就给 Johnson 案划下了一条重要边界。在本案中，当事人采用的是我们前文所说的「传统代孕」，也就是代孕女性不仅负责怀孕，还提供了自己的卵子。因此，她同时成为了孩子的「遗传学母亲」和「分娩母亲」。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反悔了，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的母亲身份。

委托代孕的一方提出：按照 Johnson 案，不是应该看最初的生育意图吗？但加州上诉法院拒绝了这种推论。法院认为：Johnson 案并没有宣布「所有代孕合同都当然有效」。在 Johnson 案中，之所以需要用「意图」来判断母亲身份，是因为遗传母亲与分娩母亲各自都有成为母亲的依据，法律必须做出判断。但在 Moschetta 案中，这两个身份恰好集中在同一个女人身上。此时并不存在两个地位相当的「母亲」需要二选一。因此，法院认定代孕者才是法律上的母亲，不能仅凭一纸传统代孕合同就把她的亲子关系消灭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至今仍然不愿实施「代孕合法化」的真正原因：代孕会让原本简单的家庭关系变得非常复杂，进而扰乱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亲子关系。即便只看加州，传统代孕和妊娠型代孕，从一开始就是两套风险完全不同的法律结构。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仍然可能成为「父母」

真正把「生育意图」原则推到极致的，是 1998 年的 In re Marriage of Buzzanca 一案。

这起案件的事实非常离奇。在本案中，Buzzanca 夫妇决定通过辅助生殖要一个孩子。但在这次辅助生殖中，精子不是丈夫的，卵子也不是妻子的，怀孕生产的又是第三名女性。也就是说，孩子出生以后，委托夫妻与孩子没有遗传关系，妊娠代孕者与孩子也没有遗传关系。而偏偏在孩子出生以前，Buzzanca 夫妻又分手了。于是丈夫主张，他不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没有抚养义务。

一审法院甚至一度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个孩子没有法律上的父母。但加州上诉法院很快推翻了这个判决。法院认为，这个孩子之所以来到世界上，正是因为 Buzzanca 夫妻共同启动并同意了这一系列辅助生殖程序。如果允许一个人主动促成孩子出生，又仅仅因为没有遗传关系就退出父母身份，那孩子反而会成为整个制度中唯一的受害者。所以法院判定：夫妻二人都是法律上的父母。

到这里，加州法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非常深刻的转换：父母身份的基础，从单纯的「生物事实」，逐渐转向了生育意图、事前同意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结合。

从判例到立法

在之前一系列判例的基础上，2012 年，加州通过了 AB 1217 法案，把几十年判例逐渐形成的规则，进一步程序化，并在《家庭法典》第 7962 条中建立了专门针对妊娠型代孕的制度。

根据规定，一份合法的妊娠代孕协议，要写明以下内容：

• 谁提供配子（如果采用捐赠的精子、卵子或者胚胎，也要说明捐赠类型）；
• 谁是意向父母；
• 妊娠代孕者以及新生儿的医疗费用如何承担。

而且，妊娠代孕者和意向父母在签协议以前，必须分别由独立律师代理，不能一个律师同时替双方办。同时，协议还必须正式签署，并完成公证或者见证程序。这些要求全部完成以后，法律允许当事人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向法院申请确认亲子关系。法院确认后，可以直接判定协议里写明的意向父母是孩子的法律父母，同时确认妊娠代孕者及其配偶或者伴侣不是孩子的法律父母。

2017年的 C.M. v. M.C. 案又进一步确认了这套制度。案件中，一名男子使用自己的精子和匿名捐赠的卵子形成胚胎，再由妊娠代孕者怀孕。怀孕以后，代孕者反悔，希望取得部分亲权。法院最终仍然认定，只要第 7962 条要求的法定程序得到满足，协议中的男子就是孩子唯一的法律父亲，妊娠代孕者不享有亲权。上诉法院也维持了这一结论。

从 Johnson 到 C.M.，二十多年间，加州的法律实际上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尽量把「谁是父母」这个问题，从孩子出生以后，提前到孩子出生以前，让各方尽量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把责任说清楚，避免发生影响孩子成长的纠纷。

尾声

现在再回来看那个网络传言，问题就非常明显了。加州现行法律对于妊娠型代孕有一整套相当繁复的制度：不仅要签署书面协议、注重当事人在受孕前的意思表示，同时还要有独立律师、公证和见证程序，甚至可以在孩子出生以前取得法院的亲子关系判决。因此，法律问题远比网络谣言更加复杂。

这场明星代孕风波真正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这些对新型法律关系不甚了解的普通人，能够一窥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历程。在人类绝大多数历史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是谁，是在自然不过的问题。血缘、妊娠、分娩、抚养、继承，往往发生在同一对男女身上。但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把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

当提供精子的人可以不是父亲，提供卵子的人可以不是母亲，怀胎十月并分娩的人也可以不是母亲，而一个既没有提供精子、也没有提供卵子、甚至没有经历妊娠的人却可以成为法律上的父母时——法律必须回答一个过去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父母究竟是一种生物学事实，还是一种法律关系？

从 1968 年的 Sorensen，到 1993 年的 Johnson，再到今天的《家庭法典》第 7962 条，加州用了半个多世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血缘和分娩的事实固然重要，但在现代辅助生殖中，还有第三种东西开始进入「父母」的定义，那就是让这个孩子出生在世界上的「意愿」和「责任」。

**说明：**本文讨论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辅助生殖及亲子关系制度，不涉及中国法对于代孕行为本身的评价，也不意味着加州形成的亲子关系判决在其他法域当然获得承认。

主要法律资料

People v. Sorensen, 68 Cal.2d 280 (1968)

Johnson v. Calvert, 5 Cal.4th 84 (1993)

In re Marriage of Moschetta, 25 Cal.App.4th 1218 (1994)

In re Marriage of Buzzanca, 61 Cal.App.4th 1410 (1998)

K.M. v. E.G., 37 Cal.4th 130 (2005)

C.M. v. M.C., 7 Cal.App.5th 1188 (2017)

California Family Code §§ 7606, 7613, 7960–7962

California Probate Code §§ 6450, 6453

他住在一辆面包车里。警察每次到来，都会以「在城市范围内露营」为由开出罚单。他把车开走，等警察离开以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睡觉。警方在记录中写道，李「无视城市条例」，总是在警察离开以后回到车里，早班警员需要继续检查，并准备把车拖走。

这段经历被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写进了「格兰茨帕斯市诉约翰逊案」的异议意见。它看上去像一场荒诞的循环：警察成功制止了六次露宿，却没有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此获得住处。人只是暂时离开，然后在困意和夜色中再次回来。

问题出在一条毯子上。

在俄勒冈州格兰茨帕斯市，只要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放置毯子、睡袋或其他寝具，目的是维持一个临时生活地点，就可能构成条例所说的「露营」。第一次违反条例可能面临罚款；多次收到罚单，还可能被禁止进入城市公园 30 天。违反禁入令，则可能进一步构成刑事侵入，最高面临 30 天监禁和 1250 美元罚金。

在《议正言辞》第 14 期节目中，我们从帕帕克里斯托案出发，讲述旧式流浪法为什么会因法律模糊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如果法律不再直接惩罚所谓的「流浪者」，转而处罚露宿街头的行为，它是否真的完成了从「身份」到「行为」的转变？

2024 年的格兰茨帕斯案给了地方政府一个相当宽松的答案。一年以后，特朗普签署第 14321 号行政令，又把这个答案转化为一套覆盖联邦拨款、民事收治和住房项目的政策方向。

这两份法律文件共同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当一个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时，处罚他在公共场所睡觉，究竟是在管理一种行为，还是在驱逐某一类人？

从「无家可归者」到「使用寝具的人」

格兰茨帕斯是美国西部一座人口约 3.8 万的小城。案件审理期间，当地估计有大约 600 名无家可归者。城市没有公共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唯一提供床位的机构是一家宗教背景的救助站。它要求入住者戒烟、参加宗教活动，并遵守一系列生活和工作规则。对于部分残障人士、无法工作的人和不愿接受宗教要求的人来说，那里的床位并不可用。

但城市的露营禁令几乎覆盖了所有公共空间。条例禁止在街道、人行道和小巷睡觉，禁止在公共土地设置「营地」，也禁止在公园露营和过夜停车。案件中的两名代表原告格洛丽亚·约翰逊和约翰·洛根通常睡在自己的车里；只要在车中使用寝具并把那里当作临时生活地点，同样可能落入禁令。

他们起诉时，依据的是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2018 年在「马丁诉博伊西市案」中确立的规则。那份判决认为，当一座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超过实际可用的收容床位时，政府不能再禁止那些「非自愿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睡觉。人总要在某个地方睡觉。如果室内没有任何位置，睡在室外就不是一项可以自由放弃的选择。

联邦地区法院沿用了这个思路。它认为，格兰茨帕斯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多于实际可用床位，因此禁止城市对这类人执行露营条例。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判决。对美国西部许多城市来说，这等于给政府执法增加了一条硬性限制——只要无家可归者人数超过了可用的收容床位，政府就不能禁止这些人露宿街头，否则就可能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

格兰茨帕斯市政府随后把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2024 年 6 月 28 日，最高法院以 6:3 推翻了原判。

争论的核心不在于帐篷是否影响环境，也不在于当地是否应当建设更多收容所，而在一个看似抽象的法律分类上：条例处罚的究竟是「无家可归」这一身份，还是「在公共场所露营」这一行为？

「身份」不能入罪，但「行为」可以

美国最高法院早在 1962 年的「罗宾逊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就确认，国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具有某种身份或状态而处罚他。加利福尼亚州当时把「处于毒品成瘾状态」本身规定为犯罪。最高法院认为，即使刑期只有一天，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患有某种疾病或处于某种状态就把他送进监狱，这属于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和异常刑罚」。

但六年后的「鲍威尔诉得克萨斯州案」，又在身份与行为之间划出了一条细线。鲍威尔患有酒精依赖症，却不是因为「酗酒者」身份被定罪，而是因为「在公共场所醉酒」这一行为受到处罚。

格兰茨帕斯案多数意见沿用了这条界线。戈萨奇大法官写道，当地条例从字面上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是没有住所的无家可归者、路过的背包客，还是在市政大楼草坪扎营抗议学生，只要在公共场所露营，都可能违反同一条规定。法律没有直接宣布「无家可归者有罪」，而是禁止一个带有行为要件的动作。

多数意见还强调，第八修正案中的残酷和异常刑罚条款，主要规范「定罪以后可以施加何种刑罚」，并不能用来审查「什么行为可以被规定为犯罪」。言论自由、平等保护、正当程序等其他宪法条款，当然可能限制国家的定罪权；但在本案这个具体问题上，第八修正案并不禁止一般性的公共露营禁令。

索托马约尔代表三名异议法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她认为「睡眠是一种生理必需，而不是犯罪」。对一个有住处的人而言，在公园睡觉或许是一项可以避免的行为。他可以回家，也可以住酒店。但对一个没有任何室内容身之处的人而言，不在某个地方睡觉，意味着必须永远保持清醒。条文表面上虽然没有出现「无家可归者」几个字，它所禁止的却恰好是无家可归状态中无法分离的生存行为。

这就是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真正分歧的地方。多数意见从法律条文出发，认为「无家可归者」和「在公共场所露营的人」是两个不同类别；异议意见则从现实处境出发，认为当一个人别无选择时，身份和行为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多数意见关注的是法律条文本身，异议意见关注的是法律的社会效益。

最高法院没有给城市提供一枚「万能钥匙」

格兰茨帕斯案很容易被概括成「最高法院允许处罚露宿街头」。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最高法院没有宣布「公共睡眠是一种犯罪」。是否制定露营禁令、在哪里禁止、采取罚款还是提供指定露营区，仍然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范围。判决只是说，第八修正案本身并不禁止政府执行一般的露营禁令。

其次，法院只审理了「残酷和异常刑罚」这一个问题。它没有审查格兰茨帕斯条例是否因文字含混而违反正当程序条款，也没有判断执法者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可能违反宪法的其他条款，只不过不在格兰茨帕斯案的审查范围内。

因此，虽然「适用于所有人」的被最高法院保住了，但地方政府仍然不能在清理无家可归者时「为所欲为」，他们还要时刻注意地方条例本身的条文是否足够清晰、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选择性执法（比如对背包客网开一面，但对无家可归者重拳出击）等等一系列问题，稍有不慎，仍然可能违反宪法。可以说，格兰茨帕斯案为地方政府清理流浪汉扫清了第八修正案的障碍，但并没有为地方政府提供一枚万能钥匙。

第 14321 号行政令：不直接抓人，而是改变钱流向哪里

2025 年 7 月 24 日，特朗普签署第 14321 号行政令，标题是《终结美国街头的犯罪与失序》。行政令援引 2024 年的一夜统计数据：全美国有 27.4 万人睡在街头、公园等不适宜居住的地方，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紧接着，行政令把「长期流浪」、扰乱秩序、突发冲突和暴力袭击并列，又把大量无家可归者描述为受到毒品和精神疾病影响。这个行政令真正要做的，是把无家可归问题的政策重心，从「如何提供住房」转向「如何恢复公共秩序」。为此，它动用了三个政策工具。

第一，是「联邦拨款」。美国的城市露营、游荡和非法占地规则主要由州与地方政府制定，总统不能签署一份行政令，就直接命令全美国的地方警察抓捕露宿者。第 14321 号行政令采取了另一条道路：要求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评估各自掌握的酌情拨款，研究是否优先支持那些积极治理公开吸毒、城市露营、游荡和非法占地的州与城市。它还要求司法部在符合法律的范围内，为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地方资源不足地区的营地清理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虽然这不是直接命令，但却能产生非常现实的影响。地方政府可以选择不执行，但这种选择可能影响它在联邦项目中的竞争位置。

第二，是「民事收治」。行政令要求司法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推动更为灵活的强制收治、机构治疗和后续过渡治疗标准。对象包括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以及流落街头且无法照顾自己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民事收治不是刑事定罪，它通常以治疗和保护为名，但它同样会剥夺人身自由。最高法院在「奥康纳诉唐纳森案」中曾明确，政府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就把他长期关押。如果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具有危险性、又能够在自己或亲友帮助下安全生活，那么政府就无权对他进行强制收容。所以，行政令不能把「无家可归」直接变成强制住院的理由，它仍需考虑一系列问题，包括谁构成现实危险，谁确实无法照顾自己，收治需要何种证据和程序，机构之外是否存在可以提供支持的社区方案等等。

第三，是改变联邦无家可归项目的「基本逻辑」。过去十多年，美国联邦政策普遍推行「住房优先」模式。它的核心是先让一个人获得稳定住房，而不把戒酒、戒毒、接受治疗或达到最低收入作为入住条件；在住房稳定以后，再由项目提供自愿性的医疗、戒瘾和社会支持。第 14321 号行政令公开要求结束某些「住房优先」政策，增加治疗和服务参与要求，把更多资源转向过渡性住房、精神健康与成瘾治疗。它还允许住房项目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收集健康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与执法机关共享。

三项工具放在一起，呈现出一条清楚的政策链条：在街头，用露营禁令和营地清理恢复秩序；离开街头以后，以治疗、过渡安置和自立要求取代无条件获得永久住房的优先顺序；对于被认为无法照顾自己或者具有危险性的人，则扩大强制收治的使用。这比一项「禁止露宿」的法令复杂得多，也比格兰茨帕斯案走得更远。

判决鼓励「地方实验」，行政令却在用联邦资金统一方向

格兰茨帕斯案多数意见反复强调，如何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应当留给各地政府开展政策实验。法院不应当从第八修正案中发明一套全国统一的床位计算公式，再让联邦法官长期监督每个城市的收容能力。从联邦主义角度看，这个理由很好理解。纽约、洛杉矶与一座俄勒冈小城面临的问题肯定不同，地方政府需要同时照顾露宿者、周边居民、商户、儿童和残障人士对公共空间的不同需要。法院很难通过一条单一规则来统管全国。

但第 14321 号行政令带来了一个微妙的反转。最高法院刚刚以尊重地方试验为理由消除司法限制，联邦行政部门随即开始用拨款优先级，鼓励各地朝着露营执法、民事收治和治疗优先的同一方向努力。

这种影响是实打实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拨款文件中直接写道，最高法院在格兰茨帕斯案中维护了地方政府禁止公共露营的权力，并要求各地方与执法机关合作，减少公共露营和公开吸毒。2026 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又推出总额约 40.4 亿美元的新一轮「持续照护」项目拨款，其中 13 亿美元拟优先用于过渡性住房和支持服务，以落实第 14321 号行政令所强调的目标。

不过，总统可以提出政策方向，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越过国会，自由改写每一项拨款的法定用途和分配程序。

2026 年 6 月 29 日，罗得岛联邦地区法院撤销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 2025 年发布的两份相关拨款通知。法院认为，该部门仓促改变长期实施的「住房优先」和项目续期政策，却没有充分说明理由、没有考虑到相关方的信赖利益，还错过了法律规定的发布时间，因此构成《行政程序法》所禁止的「武断与反复无常」，属于违法。

这份判决没有宣布第 14321 号行政令整体无效。它处理的是一个更加基础的行政法问题：政府部门在制定数十亿美元的拨款规则时，仍然必须服从国会制定的法律，并遵循法定的决策程序。到了 2026 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又发布了新的拨款方案，多个州和服务机构再次提起诉讼。截至本文写作时，新一轮争议仍在继续。

真正的问题

虽然无家可归者并不天然等同于精神疾病患者、毒品使用者或者治安危险，但露天营地可能带来的火灾、卫生、毒品和通行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一方面，把任何秩序执法都说成对弱者的迫害，无法回应城市居民的合理关切；而另一方面，把所有露宿者都放进「犯罪与失序」的叙事，同样无法解决他们为何失去住房，又怎样才能真正离开街头的社会难题。

面对这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旧式流浪法会直接宣布「某种人有罪」，而现代法律已经很少采用这种写法。它更习惯禁止某些具体的失序行为。从法律语言上看，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法律语言的进步，并不会自动带来现实结果的进步。一个人收到罚单以后，可能只是从一个街区转移到另一个街区；一片营地被清理以后，无家可归者仍然需要找到另一块可以躺下的地方。民事收治能够帮助一部分真正需要治疗的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让「治疗」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长期拘禁。

1972 年，帕帕克里斯托案要求警察不要先判断一个人「看起来可疑」，再从模糊法条中寻找罪名。半个多世纪以后，格兰茨帕斯案允许城市更明确地处罚露营行为，第 14321 号行政令又把联邦政策推向秩序和收治。但那个最古老的问题仍然没有消失：当国家说自己只是在管理街头时，它究竟是在处理一项具体危险，还是在把某些不受欢迎的人移出公众视线？

关键案件与概念

• 罗宾逊诉加利福尼亚州案——最高法院认定，国家不能仅仅把毒品成瘾这一身份或状态规定为犯罪，是「禁止处罚纯身份」原则的主要来源。
• 鲍威尔诉得克萨斯州案——最高法院没有把罗宾逊案扩大到公共醉酒行为，成为后来区分「身份」与「行为」的重要判例。
• 马丁诉博伊西市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当实际可用床位不足时，城市不能处罚非自愿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睡觉；这一规则后来被格兰茨帕斯案否定。
• 格兰茨帕斯市诉约翰逊案——最高法院以 6:3 认定，一般适用的公共露营禁令处罚的是行为而非无家可归身份，因此不违反第八修正案。
• 第 14321 号行政令——特朗普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签署的《终结美国街头的犯罪与失序》，通过联邦拨款、民事收治、项目条件和数据规则推动更强调秩序、治疗与自立的无家可归治理。
• 住房优先——先帮助无家可归者进入稳定住房，不把戒酒、戒毒、治疗或最低收入作为入住前提；支持服务通常仍然存在，但原则上不以接受服务作为获得住房的先决条件。
• 民事收治——以危险性、严重精神疾病或无法照顾自己等标准，在刑事定罪之外对个人实施强制治疗或机构安置。它仍然受到正当程序和残疾人权利规则约束。
• 《行政程序法》——要求联邦行政机关在权限范围内，以有依据、不武断的方式作出决定。它是法院审查第 14321 号行政令具体实施措施的重要法律工具。

本文是《议正言辞》第 14 期节目《无业游民也有罪？美国流浪法的宪法时刻 》的延伸阅读。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一期，可以先从正片了解帕帕克里斯托案，以及旧式流浪法如何把警察的主观怀疑变成逮捕与定罪。如果你对本文还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2026 年 6 月 30 日，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出生公民权问题，发布了最终的实质性判决 。9 位大法官以 6:3 的比例，彻底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第 14160 号行政令》，进一步稳固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确立的出生公民权。这份判决，足以载入美国宪法史册。

去年，最高法院也曾就同一件事作出裁决。但那是一次程序性裁决，从结果上看有利于特朗普政府；而今年这份判决，则恰恰相反，是对行政令本身的实质性否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行政令的签署，到全国性禁令之争，再到集体诉讼的绝地反击，最后到最高法院的终局对决，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今天这篇文章，我想把这段故事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讲一遍。

一纸推翻百年宪法原则的行政令

我们先回到整件事情的起点。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在他第 2 个任期的第 1 天，签署了《第 14160 号行政令》，全名叫"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名字很堂皇，但它要推翻的，是一项超过 100 年、被许多人视为立国之本的宪法原则——出生公民权。这项原则保障的是：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无论父母是什么身份，都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特朗普的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停止这项授权，不再向某些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授予公民身份。

具体是哪些婴儿？范围非常广。它不光涵盖了非法移民的孩子，就连那些合法但只是短期居留的人——比如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旅游签证的人——他们的孩子，也通通不再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给一个数据，让大家有个直观概念：如果这个行政令真的落地生效，每年大概有 25 万新生儿会受到影响。其中约 15 万来自无证移民家庭，约 10 万来自合法但短期居留的家庭。

行政令一签署，整个美国社会立刻炸开了锅。民主党执政的那些州——像马萨诸塞、华盛顿、马里兰、新罕布什尔——再加上各种移民权益组织，几乎连夜就提起了诉讼。多个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也迅速发出了临时禁令。

CASA 案：全国性禁令这把"利器"被折断

所谓临时禁令，是一项旨在保护案件原告的临时措施。各地联邦法院认为，特朗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实质上侵害了原告的宪法权利，所以在案件获得最终判决之前，临时性地禁止这项行政令。

但问题就出在，这些临时禁令不仅限于案件的原告，而是扩展到了全国范围。特朗普政府死死咬住这个焦点，直接把案子推到了最高法院。他们的核心诉求很聪明：不去讨论行政令到底违不违宪，而是挑战"全国性禁令"这个司法工具本身的合法性。

2025 年 6 月 27 日，最高法院以 6:3 作出裁决，由巴雷特大法官撰写多数意见。这份意见的核心逻辑是：联邦法院能提供的救济，自古以来就严格限于诉讼当事人本人，不存在什么惠及全国的"普遍性救济"。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完全救济原则”——法院禁令的范围，只要能够给原告本人提供完全救济就够了，多一分都不行。

换句话说，如果一位怀孕的母亲作为原告起诉，法院只需要禁止政府对她自己的孩子实施这个行政令，就已经给她提供了"完全救济"。你把禁令扩大到全国所有其他的母亲，并不会让这位原告妈妈的救济变得更"完全"。

于是最高法院的结论是：解除那些全国范围的禁令，只保留对原告本人的保护。

这个判决的直接后果，是各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司法执行差异。一个婴儿，出生在新泽西这种原告州，和出生在得克萨斯这种没有参与诉讼的州，他面临的公民身份认定机制会完全不一样。对于一个统一的联邦宪法权利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你不可能因为出生在不同的州，有的自动成为美国人，有的就不是。

集体诉讼：绝地反击

这种司法上的撕裂，迫使原告方作了一个关键性的战略转向——集体诉讼。

就在最高法院作出 CASA 裁决的当天，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立刻又提起了新的诉讼，并且明确申请将其作为全国性集体诉讼来审理。

这个操作非常巧妙。因为巴雷特大法官在多数意见里其实已经暗示了：虽然"普遍性禁令"这条路被封死了，但如果你能满足集体诉讼的严格条件——人数众多、法律问题共通、代表性充分——那你依然可以寻求覆盖全国的救济。

于是在2025年7月10日，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联邦法官批准了集体诉讼的初步认证，把所有在2025年2月19日之后出生、受行政令影响的婴儿和他们的父母划为一个阶层，重新发布了临时禁令。这一招，在千钧一发之际弥合了各州之间的差异，阻止了行政令实质生效，也为最终的违宪审查铺平了道路。

判决前移审与那场历史性的口头辩论

2025 年下半年，这场官司经历了一系列程序性的拉锯。到 2025 年 12 月，最高法院做了一个罕见的决定：它批准了 “判决前移审”——跳过巡回上诉法院，直接把案子提到了最高法院。

这在最高法院是相当少见的操作。它意味着，9 位大法官认为这个案子太重要了，等不了正常的上诉流程，必须现在就出手。

2026年4月1日，最高法院举行了口头辩论。这里有一个历史性的细节值得多说两句：特朗普总统本人亲自出席了这场口头辩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1次有在任总统亲自旁听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这个画面本身就极有象征意义。

辩论中，代表政府的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试图重写公民权条款的历史。他的核心论证是：人们长期以来都误读了第十四修正案。修正案里那句 “受其管辖”，绝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管辖，而是要求父母与美国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排他性的效忠关系，或者说合法的属地住所。按照这个逻辑，非法滞留者和短期签证持有者，因为并没有切断对本国的效忠，所以他们的孩子就不应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而原告方的律师塞西莉亚·王，回应得非常直接。她说，行政令不仅与宪法的文本相冲突，更是对 100 多年来既定解释和先例的公然违背。

2个小时的辩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我看了流出的庭审记录，大法官们的问题密如雨下，几乎不给律师喘气的机会。你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件案子的分量。

6:3 的胜利，5:4 的隐忧

现在，让我们进入整件事最核心的部分。

2026 年 6 月 30 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先看投票情况：表面上，法院以 6:3 的票数推翻了第14160号行政令，宣告了特朗普政府的最终失败。但在认定行政令 “是否违宪” 这个核心问题上，多数其实只有 5票，仅仅1票的优势。这意味着，大法官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分歧。

这个 6:3 与 5:4 之间的微妙落差，正是这份判决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后面我会详细拆解。

罗伯茨多数意见：3根历史支柱

我们先来仔细读一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多数意见。我认为，这是近年来罗伯茨写得最好的判决书之一，逻辑非常清晰，把政府的论点拆得干干净净。他建立了3根历史支柱。

第 1 根支柱：英国普通法的属地主义

罗伯茨带着我们穿越回几百年前的英国。他引用了英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卡尔文案。这个案子确立了一个原则：

出生在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儿童，自然而然地对这个主权者负有"效忠"，并受其保护，不管这个孩子的父母在这片领土上的存在有多么"短暂和不确定"。

罗伯茨说，美国的建国一代深受英国普通法的影响，尤其是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论述：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拥有 “完全且彻底的权力”。无论你以什么身份进入美国，只要你人现在身处美国领土，你就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受美国法院和警察的管辖。这种管辖只有一个极其狭窄的例外：只有像外国驻美大使的子女、或者敌对占领军的子女这些享有治外法权的人，才不受美国管辖。你在美国生了个孩子，你在地理上、在领土上，就是受美国管辖的——你逃不掉。

第 2 根支柱：对斯科特案的彻底否定

1857 年那个臭名昭著的斯科特案，最高法院当时裁定黑人不是公民。那个判决的逻辑基础，是把公民身份建立在 “血缘” 上，而不是 “土地” 上。

罗伯茨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内战后通过的《重建法案》和随后的第十四修正案，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废除这种基于血统和种族的排斥性标准。你再把血缘拿出来说事，就等于否定了第十四修正案存在的理由。

第 3 根支柱：重申黄金德案

黄金德是出生在旧金山的一个华人劳工的儿子，他的父母因为当时的《排华法案》，永远不能归化为美国公民。但最高法院在 1898 年明确裁定：他在美国出生，他就是美国公民，跟父母的移民身份没有关系。

特朗普政府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狡猾的辩护。他们说，黄金德的父母当时在美国是有 “永久住所” 的，所以这个先例不适用于非法滞留或者持短期签证的人。

罗伯茨怎么回应的？他把当年的历史档案翻了出来，结论是：1898 年的最高法院，从来没有把"永久住所"作为出生公民权的前提条件。这个词根本就不在那份判决书的核心逻辑里。

然后罗伯茨说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他说，第14160号行政令里用了大量修饰性的词汇——什么"母亲"“父亲"“合法"“暂时”——这些词在宪法的公民权条款里一个都没有，原因很简单：它们毫无关系。

杰克逊协同意见：反阶级、反从属的重启

说完罗伯茨，我们来看杰克逊大法官的协同意见。她是拜登提名的最年轻的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的进步派。她这份协同意见，我个人认为是整份判决书里最有思想深度的一块。

杰克逊提出了一个概念——她把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称为美国国家的 “反阶级、反从属的重启”。她说，如果你把第十四修正案仅仅理解为"对奴隶制这个特殊罪恶的补救措施”，你就完全低估了它。它的目标要大得多——它要彻底消除在这个国家内部制造永久性二等阶层的任何可能性。

她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如果你允许行政部门依据父母的身份和血统来剥夺特定儿童的出生公民权，你就会在美国国内制造出一个永久性的、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阶层。而这，恰恰是第十四修正案旨在永久消除的社会毒瘤。

这段话非常有力。因为它把这个问题从枯燥的宪法解释学辩论中拉了出来，放到了一个更宏大的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的维度上——“谁是美国人"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如何定义自己、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问题。

卡瓦诺埋下的那颗定时炸弹

现在我们来说卡瓦诺大法官。

卡瓦诺投了推翻行政令的票，这一票让最终的推翻比例变成了6比3。但当我读到他写的"协同并部分异议"意见时，我真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在里面埋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他强调两件事：

第一，他认为特朗普的行政令违反的是成文法，而不是宪法。他指的成文法是《移民与国籍法》——这部法律已经用成文法的形式，编纂了广泛的属地主义公民权规则。所以行政令与现行法律冲突，该推翻。

第二——这才是关键——他紧接着说：第十四修正案本身，并不禁止国会通过立法来限制出生公民权。也就是说，国会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通过一部新的法律，取消非法移民和短期居留者子女的出生公民权。

卡瓦诺的意思是：虽然总统不能自己说了算，但只要走国会这条路，就可以合法地废止出生公民权。这个权利本身不是宪法保护的，你可以通过国会立法把它拿走。

这等于是给保守派画了一张路线图。

而且，因为卡瓦诺拒绝加入罗伯茨的多数意见，导致在认定行政令本身是否违宪这个根本问题上，票数变成了 5:3:1：

• 认为违宪的5人：罗伯茨、索托马约尔、卡根、巴雷特、杰克逊；
• 认为不违宪的3人：托马斯、阿利托、戈萨奇；
• 卡瓦诺：只认成文法违反，在宪法问题上弃权。

这意味着，支撑"出生公民权是宪法权利"这个结论的，只有5位大法官。只要其中任何一位在未来几年离任、并被保守派替换，这个脆弱的多数立刻就会翻盘成5比4。

从人口结构上看，索托马约尔今年已经70多岁，罗伯茨也70了。如果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再获得一次提名机会，这个脆弱的多数就会在瞬间崩溃。到那个时候，出生公民权就不再是宪法保障的权利了。

对于自由派来说，这不是一场已经打赢的战争，这只是一块暂时守住的阵地。

公允地听一听保守派的3份异议

作为一篇尽量负责任的评论，我也必须把保守派的少数声音讲清楚，而且要以一种尽量公允的方式来呈现。因为这3位大法官的论点，同样建立在非常严肃、自成体系的宪法理论基础之上。

首先是托马斯大法官，一位极其坚定、且非常勤奋的原意主义者。他在这个案子里独自写了 91 页 的异议意见。他的核心论点是：你们都误读了第十四修正案里那句"受其管辖”。1866 年国会起草修正案时，“受其管辖"的含义不是多数派所理解的那种简单的地理领土管辖，而是要求一种完全的、排他的政治效忠。他说，在 19 世纪的常识里，公民不是一个偶然经过某片领土的人，而是扎根于此、把这个地方当成永久家园、在战争来临时愿意为之战斗的人。短期访客、外国留学生、偷渡者——他们对母国的政治效忠并没有切断，他们的子女凭什么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托马斯还引用了《重建法案》的具体条文，那个条文在界定公民时，明确把"受任何外国权力管辖的人"排除在外。他说，这充分证明当年的立法者从来没打算把公民权授予那些还没放弃外国效忠的临时外侨。

我可以不同意托马斯的结论，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论述是扎实的。91页的意见里援引了大量19世纪的国会辩论记录、当时的法律词典、政治哲学著作。它给未来任何试图从原意主义路径挑战出生公民权的人，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弹药。

接下来是阿利托大法官，他写了一份独立的反对意见，焦点非常具体：生育旅游。他给了一组数据：每年大概有2万多名外籍孕妇，专门拿着旅游签证飞到美国来生孩子，就是为了让孩子拿一本美国护照。阿利托说，多数派的判决会极大激励这种行为，而这是对宪法起草者初衷的彻底背离。他还提到了双重国籍的问题：如果婴儿出生后就自动获得父母母国的国籍，那他对美国的"排他性效忠"又在哪里？

最后是戈萨奇大法官，他的反对角度更加技术化，是从程序上提出质疑的。他说，原告提起的是"表面违宪挑战”，而按照美国宪法的诉讼标准，表面违宪挑战想要成功，你必须证明这个法令在所有情形下都是违宪的。戈萨奇说，就算行政令在一些情况下违宪——比如对无证移民在美长期生活的情况——但它能不能合法地适用于那些纯粹持旅游签证、在美国待2个星期就走的人的孩子？如果能，那表面违宪挑战就不应该全面推翻这个行政令。他还批评多数派过度依赖英国普通法传统，认为美国的立国精神对公民身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不能简单地把英国的属地主义搬来当成美国宪法的解释。

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场休息

聊到这里，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虽然 6 月 30 日的判决被很多人欢呼为"胜利”，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中场休息。战火只是从司法战场，转移到了另外2个战场。

第 1 个战场：行政层面的边缘打击。

判决出来后，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暴跳如雷，说这是"国家灾难"。但他身边人反应更快。前边境事务官员汤姆·霍曼立刻放话：既然宪法这条路最高法院不给走，那我们就用行政手段"加倍、3倍"地打击生育旅游。怎么打击？比如建议国务院在签证申请表里强制加上怀孕状况审查，孕妇要额外申报；比如严苛限制孕妇入境；甚至有人提出，要限制那些在美国出生后拿了公民身份的孩子，日后为海外亲属申请绿卡的"链式移民"配额。这些做法不涉及宪法层面的争论，但效果是一样的——它会让生育旅游这件事变得非常困难。

第 2 个战场：立法。

这才是卡瓦诺那颗定时炸弹的真正意义。判决下来后，特朗普迅速转换调门，说国会"今天就应该开始"通过立法来废除出生公民权。他强调，这条路不需要 2/3 的国会多数和 3/4 州的批准——那是宪法修正案的路——你们只需要普通立法。参议院的迈克·李、众议院的布赖恩·巴宾这些保守派议员已经动了起来，他们推动的出生公民权法案，直接的修改目标就是《移民与国籍法》里那条公民权定义。

但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律困境。正如很多宪法学者指出的：最高法院 9 位大法官里，已经有5位明确说了，出生公民权是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宪法权利。如果国会通过一部普通法律来修改它，一旦这部法律再次打到最高法院，这 5 位多数派大概率还是会裁定它违宪。

所以从纯法律的角度说，卡瓦诺画的那条路其实是个死胡同——至少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走不通。但它真正的作用在于：它告诉保守派，你们的敌人不是宪法本身，而是最高法院里的这5个人。只要换掉一个，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把出生公民权这项宪法权利，变成了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任免问题。

两条交错的线索

到这里，我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把这一系列案子放在一起，你其实能看到2条线索在交错。

第1条线索是司法权力的边界。 CASA 案告诉我们，一个联邦地区法官的权力正在被重新定义——以前他可以一张禁令覆盖全国，以后不行了。要寻求广泛救济，你必须走更复杂的集体诉讼程序。这个门槛的抬高不是偶然的，它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精心设计的结果——它让单个法官阻止总统行政令的能力，显著下降了。

第2条线索是公民身份的本质。 终局判决的多数意见，守住了 1866 年确立的属地主义原则，没有让这个国家回到用血统定义的时代。但那个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脆弱的5票多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个共识有多么脆弱。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反复想到杰克逊大法官在协同意见里写的那段话。她说，第十四修正案的真正目标，是要杜绝在美国社会内部制造一个永久性的二等公民阶层。而如果你允许用父母的移民身份来给孩子划线，你就等于是在这个国家的泥土里，埋下了那根线。

今天，那根线被暂时拔掉了。但它能不能被重新种回去，取决于未来的每一个政治选择、每一次司法任命，以及每一个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孩子，到底因为什么，成为了美国人？

本期关键人物

• 唐纳德·特朗普：以第 14160 号行政令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 约翰·罗伯茨：撰写多数意见，确认出生公民权并处理救济范围问题。
•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埃琳娜·卡根、科坦吉·布朗·杰克逊：在案件中从不同角度维护第十四修正案原则。
• 布雷特·卡瓦诺：其意见为后续程序与救济争议留下空间。

本期关键案件与概念

• 第 14160 号行政令：特朗普政府挑战出生公民权的直接政策工具。
• CASA 案：围绕全国性禁令和行政令执行范围展开的程序争议。
• 集体诉讼：在全国性禁令受限后，挑战者继续获得广泛救济的重要路径。
• 第十四修正案与出生公民权：美国宪法关于在美出生者公民身份的核心规则。

关联节目

• 义正言辞03｜特朗普如何挑战宪法：围绕出生公民权的司法博弈 ：介绍出生公民权争议的背景、黄金德案和程序起点。

2026年2月26日，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因病逝世，享年98岁。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高铭暄的一生堪称中国刑法的活化石。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撰写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专著，并主编了第一部全国统编的刑法学教科书。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大地上每一份刑事判决书的背后，都有高铭暄奠定的理论基石。

然而，科学的规律就在于不断地反思与超越，法学自然也不例外。在缅怀高铭暄历史功绩的今天，我们也正处于中国刑法学经历深刻转型的节点。近年来，中国刑法学界围绕着 “四要件"与"三阶层” 两个犯罪构成体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表面上看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的争辩，但其底层逻辑，却是国家刑罚权如何行使，以及每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宏大命题。

高铭暄：一部中国刑法的活化石

要理解高铭暄对中国刑法的贡献，我们要把目光投向1928年5月的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鲜叠的小渔村。高铭暄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与法律世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父亲曾历任杭州地方法院推事（相当于现在的法官），以及浙江高等法院审判员，他的叔叔和大哥也都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

在这种浓厚的家学渊源熏陶下，高铭暄自幼便对法律产生了强烈的向往。9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铭暄的父亲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卖命，愤然弃官回乡，赋闲在家，并在闲暇之余严格督促高铭暄读书。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温州中学。当时的温中校长，著名的教育家金嵘轩举办全校征文大赛，题目是《如何建设新温中》，年少的高铭暄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一举夺冠，扬名全校。

1947年高中毕业时，高铭暄展现出极高天赋，他同时被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浙江大学法律系，随后因时代变迁和院校调整，他又转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在1951年升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深造。在人大，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苏联法学专家贝斯特洛娃、达马亨等人，系统地接受了刑法学的专业训练。1953年，高铭暄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躬耕教坛七十余载的传奇生涯。

漫漫立法路：从第22稿到第38稿

新中国成立前夕，基于彻底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政治考量，中央作出决定，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导致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在惩治犯罪时处于 “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往往单凭政策，或者依赖《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零星的单行法规。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正式颁布，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建了刑法起草班子，受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当时，刚刚留校任教一年的高铭暄，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被抽调参与起草工作。这一年，他年仅26岁，是整个起草小组中最年轻的一员。

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料到，这项工作，他一干就是25年。

刑法的起草过程，是一场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跋涉。起草班子夜以继日地工作，广泛收集案例、研究国内外立法，到1957年6月写出了第22稿，又在1963年10月，打磨出了第33稿。这个第33稿甚至已经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审查同意，眼看就要正式完成。

然而，随之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法制建设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起草工作被迫全部中断，中国人民大学甚至一度停止办学，高铭暄本人也经历了下放劳动，后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一待就是八年。在这漫长而苦闷的岁月里，高铭暄始终保存着当年起草刑法的各种资料文献，等待着法治春天的再次来临。

终于，1978年10月，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近，国家明确提出了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刑法立法迎来了 “第三次上马”。起草班子在1963年第33稿的基础上迅速重启修订。经过反复推敲和激烈争论，最终形成了历史性的第38稿。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高铭暄百感交集，他后来回忆说，这结束了新中国三十年没有刑法的历史，也宣告了"不引用法律条文的刑事司法文书一去不复返了”。从当初26岁的青年学者，到此时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汉子，高铭暄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倾注在了这38稿的字里行间。

为了留下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高铭暄在1981年出版了 《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这不仅详细记录了1979年刑法从第22稿到第38稿定稿阶段的争议与修改过程，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出版不到一个月便被抢购一空。

“四要件"理论的确立

有了刑法，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在具体的办案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认定一个人是否构成了犯罪？这就引入了刑法学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建国初期废除了旧法统，新中国的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 “以苏俄为师”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初，以贝斯特洛娃为代表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政法院校授课，他们带来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四要件"理论。

为了让大家在当时的百废待兴中迅速掌握定罪规律，1957年，高铭暄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体撰写了 《刑法总则讲义》，重点引介了"四要件"理论，标志着这套学说在中国的落地。到了1982年，为了适应恢复高考和法制重建的需求，司法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编写全国统编教材。高铭暄与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当时学术界并称 “北高南马”）合作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统编教材**。这本教材总发行量接近200万册，彻底将"四要件"理论确立为中国刑法学不可动摇的基本框架。

什么是"四要件"理论？该理论认为，要判定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像拼图一样的要件：

第一，犯罪客体：也就是这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比如杀人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盗窃犯侵犯了财产权。

第二，犯罪客观方面：这指的是犯罪活动在客观外在的表现。包括行为人做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犯罪主体：也就是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是不是达到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精神正常。

第四，犯罪主观方面：这指的是行为人做这件事时的心理状态。他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

在"四要件"理论的逻辑体系下，这四个条件是一种 **“一存俱存，一损俱损”**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在脑海中画一个十字架，把这四个要件一一填入。只有四个条件全部齐备、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才能认定犯罪成立。这种强调 “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模式，直观、清晰、极易上手。在当时司法人员法律素养普遍不高的历史背景下，“四要件"就像是一把极其高效的快刀，为中国司法机关迅速理清案情、准确打击犯罪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场刑法学界的世纪之争

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矛盾和犯罪形态也变得日益复杂（比如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规定了130个罪名的1979年刑法，开始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从1981年到1996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密集出台了20多个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来"打补丁”。直到1997年，国家决定对刑法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高铭暄作为立法专家，再次全程参与了这次修法。1997年刑法不仅大幅增加了罪名、调整了刑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这三大基本原则。高铭暄一生都在坚持和呼吁“罪刑法定”——罪名绝不能类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刑法真正走向了现代化，也为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法的完善为刑法学理论的繁荣提供了土壤。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法学教育的开放，大批中青年学者（如陈兴良、周光权、张明楷等）开始远赴德国、日本等传统法制强国深造，并系统地翻译引入了大量德日刑法学文献。

这些"新兴学者"们带回了一套全新的定罪逻辑——也就是源于德国的**“三阶层"理论**。这套理论主张，在认定犯罪时，法官的思维不能像四要件那样是"平面拼图”，而应该像是一个有着三个严密过滤网的漏斗。

具体来说，“三阶层"分为三步：

第一层，构成要件该当性：这纯粹是一个事实判断。法官只看行为人的动作和结果，是不是表面上符合刑法条文的描述。比如你拿刀把人捅死了，这就是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该当性”。

第二层，违法性：这是对行为的客观价值判断。行为虽然符合法条描述，但是在整体法律秩序下，这种行为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如果存在这种正当理由（比如你是为了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那么你的行为在法律上就是被允许的，自然就不违法。

第三层，有责性：这是对行为人的主观谴责。如果你的行为符合法条描述，又没有正当理由，法官还要看能不能在道义上谴责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辨认能力的重度精神病人，或者你是在他人的胁迫下干的，那么法律认为你没有"责任”，同样不构成犯罪。

“三阶层"理论的引入，在中国刑法学界无异于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陈兴良等学者旗帜鲜明地主张，应当进行 “刑法知识转型”，实现犯罪论体系的 “去苏俄化”，全面拥抱德日阶层理论。他们尖锐地批评四要件体系，认为它不能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缺乏递进过滤的逻辑，在面对复杂疑难案件时容易导致无章可循，法官"只能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悟中完成生杀予夺的裁决"。

而传统学者阵营则坚决反击。他们认为，四要件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打磨，已经形成了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契合。如果彻底"另起炉灶"，会导致基层司法人员思想混乱。而且，将人权保障不力的黑锅完全扣在四要件理论头上也是荒谬的。人权的保障靠的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和具体制度的落实，而不是单纯玩弄概念游戏。

这场学术交锋在2009年的国家司法考试中达到了高潮。当年的司考命题在某些案件的定性判断上，开始明显向"三阶层"的逻辑倾斜，这在法学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与争议，甚至有学者戏称这是刑法学界的**“诸神之战”**。

四要件 vs 三阶层：一场逻辑上的深度剖析

各位看到这里可能会有疑问：四要件和三阶层，不都是把犯罪的条件拆分开来吗？无非一个是四个篮子，一个是三个漏斗，本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那么多顶尖的新生代学者笃定地认为，三阶层在逻辑上更加严密？

为了解答这个硬核的专业问题，我们需要在逻辑层面进行一次深度的剖析。

在处理简单案件时，任何理论都会显得游刃有余。检验一个理论是否严密，必须把它放在边缘的、极限的疑难案件中去施压。陈兴良等学者正是通过对极端案例的分析，犀利地指出了四要件的逻辑硬伤。

场景一：正当防卫的逻辑困境

假设你走在街上，一个歹徒拿刀要杀你，你为了自保，夺过刀把他反杀了。这在法律上叫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

在四要件看来，这件事很别扭。因为法官认定你不构成犯罪时，必须解释你缺少了哪个要件。你杀人客观上造成了死亡（有客观方面），你是个正常成年人（有主体），你就是想弄死他来自保（有主观故意）。那到底缺了啥？传统教材只能勉强解释为"排除了社会危害性"，于是硬生生地在四要件的理论大厦旁边，搭了一个**“排除犯罪事由"的独栋别墅**，把正当防卫塞了进去。这在逻辑上是断裂的。

但在三阶层理论看来，逻辑如丝般顺滑：你的反杀行为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事实成立）；但是到了第二步"违法性"审查时，因为你是在面临不法侵害时正当防卫，这在法律价值上是受鼓励的正当行为，因此阻却违法。因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无罪。逻辑闭环，完美解释。

场景二：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这是另一个最能体现三阶层理论逻辑严密性的经典场景。假设一个成年人张三，教唆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李四去入室盗窃。

在四要件的逻辑下，一个人只有同时满足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才能被认定犯罪。但是，13岁的李四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他缺乏"犯罪主体"这个要件，因而不构成犯罪。问题来了：如果李四连犯罪都不构成，那张三的"教唆犯"身份依附于谁呢？ 为了给张三定罪，传统理论往往只能绕开共同犯罪，引入"间接正犯"的概念来打补丁，也就是把李四当成张三作案的、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这在理论的自洽性上显得十分局促。因此，在四要件论中，所有的要件都是混在一起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违法与责任没有区分，从而导致了这种定性上的逻辑困境。

但在三阶层理论看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为阶层论清晰地区分了违法与责任。13岁的李四实施了入室盗窃，完全符合盗窃罪的客观事实，满足了第一阶层构成要件该当性。同时，李四没有任何正当防卫等合法理由，满足了第二阶层违法性。因此，李四干的这件事情，在法律评价上绝对是一件非法的、错误的事情。阶层理论认为，教唆犯等共犯的成立，只要被教唆的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就足够了，不要求被教唆的人最终必须受到处罚。既然李四的行为已经跨过了前两阶层，被认定为"违法"，张三作为教唆者，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成立了教唆犯。最后，法官在第三阶层单独审查李四的责任。因为李四才13岁，心智尚未成熟，法律在主观上不对他进行谴责。所以李四不用承担责任，无需受到刑罚处罚。但张三作为一个成年人，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必须承担教唆犯罪的刑事责任。

大家看懂了吗？三阶层极其明确地区分了"违法"和"责任"。行为是错的，所以教唆者要受罚；但实施行为的小孩情有可原，所以小孩不受罚。这种**“从客观违法到主观责任"层层递进的体系**，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精准，将行为的客观对错与行为人的主观可谴责性完美剥离。这就是为什么刑法学界呼吁引入三阶层的深层原因所在。

不可抹杀的历史丰碑

当然，在探讨理论升级与变革时，我们绝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四要件理论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批评和挑战，以高铭暄为代表的第一代刑法学家所立下的历史丰碑，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容抹杀的。

在建国初期那种法治资源极度匮乏、甚至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中，是高铭暄这代人，为新中国的刑事法制搭建了最初的避风港。四要件理论虽然在逻辑上有瑕疵，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凭借着简单易懂、便于操作的优势，成功指导了数以百万计的司法案件，为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建立法制权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高铭暄一生对刑法事业的卓绝贡献，也赢得了国际国内的最高赞誉。2015年4月，因在刑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高铭暄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也成为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国家授予他**“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也是法学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代表。

学术之所以能够进步，往往就在于前人的肩膀足够宽阔。高铭暄最令人敬佩的，不仅是他等身的著作，更是他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与"仁而爱人"的教育家精神。

他自1984年成为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培养了60多名刑法学博士，这些弟子如今已是法学界的中流砥柱。有趣的是，很多激烈批评"四要件”、积极倡导"知识转型"的领军学者（如陈兴良教授），正是高铭暄的亲传弟子。

面对来自后辈的颠覆性挑战，高铭暄从未运用权威进行打压。他曾在教导青年教师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本科生讲课要注重打基础，有争议的问题先不要讲；给研究生讲课要把正面和反面的意见都讲明白讲透彻；而给博士生讲课，则要讲最前沿的内容，启发他们自己思考”。他一生践行着**“弟子不必不如师”的理念，这种容忍异见、鼓励创新的大家气象**，正是中国法学得以不断自我迭代、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展望未来

站在高铭暄逝世的历史节点上眺望未来，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清晰。

首先，理论体系将从封闭走向全面兼容。 关于犯罪构成模式的改革，目前学界有"重新排列四要件顺序论”、“在原四要件基础上增减要件论"以及"另起炉灶全面引入三阶层论"等多种主张。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刑法理论不会是纯粹的德日照搬，更不会退回苏联老路。而是在深刻总结中国本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将现有的要件要素统合于"构成要件"之下，进而构建出一个既兼顾逻辑严密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刑事当罚性"的新型阶层模式。高铭暄生前也曾告诫年轻学子，一定要重视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既学习他国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

其次，刑罚理念将彻底完成从单纯的"社会防卫"向"人权保障"的深刻转型。 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刑法不仅仅是惩罚犯罪的"刀剑”，更应当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大宪章”。通过引入阶层理论中严密的逻辑过滤机制，未来的司法裁判将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刑罚权的滥用，确保每一次生杀予夺的裁决，都经得起最苛刻的逻辑检验和伦理拷问。

最后，面对新时代的挑战，立法修法机制将更加精细。 正如高铭暄晚年所指出的，未来新中国刑法需要坚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刑法，持续推动刑法体系和立法技术的进一步科学化。无论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犯罪，还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空白，都需要理论界提供更加精密的法律工具。

高铭暄离开了，带走了一个充满激情与筚路蓝缕的时代。但他亲手铺下的第一块法治基石，以及他鼓励变革、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将永远指引着后来的中国法律人。对高铭暄最好的纪念，不是把他的学说封在神龛里顶礼膜拜，而是继承他的胆识，勇敢地推动中国法治的转型与升级，在严密的逻辑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中，将中国的法治大厦建设得更加坚固。

本期关键人物

•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家，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并长期推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 马克昌、陈兴良、张明楷：推动或讨论三阶层犯罪论的重要中国刑法学者。
• 贝卡里亚：现代刑法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代表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启蒙传统。

本期关键案件与概念

•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是本期讨论的制度背景。
• 四要件犯罪构成：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判断犯罪成立的传统框架。
• 三阶层犯罪论：以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分层判断犯罪的理论。
• 罪刑法定与人权保障：刑法理论争论背后关于国家刑罚权边界的核心问题。

关联节目

• 义正言辞09｜中华法系的终结：清末修律如何重塑中国法治 ：补充理解中国近现代刑法制度的历史来源。

这一决定标志着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美联储这家百年老店即将迎来一场剧烈的“政权更迭” 。然而，这并非是一次在鲜花与掌声中完成的平稳交接。就在提名宣布的同时，美联储总部——那座位于宪法大道上的宏伟建筑——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律风暴中心。司法部针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关于大楼翻修成本超支的指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位美联储官员的头顶 。

凯文·沃什，这位曾经的华尔街金童、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雅诗兰黛家族的女婿，如今肩负着川普总统对“低利率”和“去监管”的双重厚望，从斯坦福大学的象牙塔重返权力的角斗场。世界不禁要问：这位曾经的通胀鹰派，将如何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动荡且债务高企的时代，掌舵全球金融体系的旗舰？他的上位，究竟是美联储回归传统的开始，还是其独立性彻底丧失的序曲？

权力游戏的棋局——美联储主席的王座之争

要理解这场权力斗争的惨烈程度，首先必须通过透视镜审视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的真实分量。在现代全球经济体系中，美联储主席被广泛认为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第二大实权人物，甚至在某些维度上，其对市场的影响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联储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是全球美元体系的心脏。它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是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锚；它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直接决定了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松紧。从东京的股市到伦敦的债券市场，从巴西的出口商到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每一个经济微粒的震动都与美联储在华盛顿埃克尔斯大楼内的决策息息相关。

美联储不仅影响美国本土经济，也通过美元体系牵动全球股市、债券、汇率与信贷。

然而，这一职位的权力结构设计极其复杂且微妙，这为后来的政治冲突埋下了伏笔。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任期为四年。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主席必须同时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七名理事之一，而理事的任期长达14年 。这种“双轨制”任期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美联储的独立性，防止总统通过频繁更换理事来操控货币政策。但在2026年的政治现实中，这种旨在制衡的设计却演变成了一场宪制危机的导火索。

鲍威尔与川普：从“我的选择”到“国家的敌人”

杰罗姆·鲍威尔与唐纳德·川普之间的恩怨，堪称一部现代政治惊悚剧。这一关系的破裂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有着漫长且痛苦的铺垫。

回溯至2017年，正是川普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惯例，没有续聘时任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而是选择了共和党人鲍威尔，希望这位非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律师能够通过维持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为他的任期增光添彩 。然而，鲍威尔上任后展现出的技术官僚本色迅速激怒了川普。面对经济过热的风险，鲍威尔坚持渐进加息，这在川普看来简直是背叛。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打破了总统不公开评论货币政策的禁忌，在推特上对鲍威尔发起了猛烈攻击，称其为“死脑筋”、“由于缺乏‘胆量’、‘理智’和‘远见’而犯下可怕错误的人” 。这种攻击在2024年竞选期间达到了高潮，川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谁是我们更大的敌人，杰罗姆·鲍威尔还是习主席？” 。

尽管拜登总统在2022年提名鲍威尔连任，暂时为美联储提供了一层政治保护伞，但随着川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重返白宫，两人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进入2025年，随着通胀的反复和川普对经济刺激的渴望，白宫对美联储的耐心消耗殆尽。川普公开宣称：“我认为美联储主席应该是一个能够与总统‘对话’的人，而不是一个躲在数据背后的官僚。”

翻修门：一场精心策划的“逼宫”大戏

如果说之前的攻击还停留在口水战层面，那么2025年底至2026年初爆发的“翻修门”则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残酷的法律肉搏阶段。这场危机的核心并非货币政策，而是美联储总部大楼的翻修工程。

美联储位于华盛顿宪法大道的总部——埃克尔斯大楼，以及邻近的马丁大楼，自1930年代建成以来已显老态。美联储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翻修计划，旨在移除石棉、更新老化的管线系统并提升安保标准 。然而，这一原本属于行政后勤范畴的工程，被川普政府敏锐地捕捉为攻击鲍威尔的致命武器。

川普亲自上阵，在视察翻修现场时与鲍威尔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争执。镜头记录下了这尴尬的一幕：川普指着建筑工地质问成本超支，而鲍威尔则无奈地摇着头，试图解释总统手中的数据混淆了已完工的马丁大楼和正在施工的埃克尔斯大楼 。

随后，事态急剧升级。司法部正式对鲍威尔启动刑事调查，指控其在国会作证时隐瞒了翻修工程的真实情况 。这一举动震惊了华盛顿法律界和金融界。对此，鲍威尔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视频声明，直斥调查是“前所未有的”，并指出：“刑事指控的威胁是美联储坚持基于最佳评估而非总统偏好来设定利率的后果。”

正是在这种近乎宪制危机的背景下，寻找继任者的工作加速推进。川普需要一个能够替代鲍威尔的人，一个既能安抚市场、又能执行其意志，且身家清白足以通过参议院审查的人。

为什么是凯文·沃什？

在候选人名单上，除了凯文·沃什，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以及贝莱德集团高管里克·里德（Rick Rieder） 。这场选拔被媒体戏称为“两个凯文的战争” 。

最终，沃什胜出。这并非偶然，而是川普在多重考量下的最优解：

首先，沃什英俊、富有、谈吐优雅，符合川普对高官“中央选角”的审美标准 。更关键的是，他是雅诗兰黛家族的女婿，其岳父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是川普几十年的密友和金主 。在川普的世界里，这种私人纽带往往比博士学位更重要。

其次，与哈塞特相比，沃什在华尔街拥有更深厚的根基。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市场倾向于认为沃什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即便他政治上顺从，也不会让美元崩溃 。

此外，沃什曾是著名的通胀鹰派，这似乎与川普的低利率诉求相悖。然而，沃什在近年来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经济哲学，提出“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去监管来抑制通胀，从而允许降息”的理论 。这种理论完美契合了川普“既要低利率又要高增长”的政治需求。

凯文·沃什——从华尔街金童到权力核心

精英之路：斯坦福、哈佛与摩根士丹利

凯文·沃什的人生轨迹堪称美国精英阶层的教科书范本。1970年4月13日，他出生于纽约上州的一个富裕家庭 。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公共政策，专注于经济学和统计学，随后在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种“西海岸+常春藤”的教育背景，赋予了他跨越学术界、法律界与商界的能力。

1995年，年仅25岁的沃什加入了摩根士丹利的并购部门（M&A） 。在这个华尔街的顶级竞技场，他迅速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在七年的投资银行家生涯中，他参与了无数起涉及制造业、科技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大型并购案。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财富，更重要的是，让他深刻理解了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银行如何运作、信贷如何流动、以及当流动性枯竭时市场会发生什么。这与大多数从未离开过大学校园的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央行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沃什的履历横跨投行、白宫、美联储和学术圈，这也是他被视为“市场友好型”候选人的原因之一。

白宫岁月与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

2002年，沃什穿过“旋转门”，进入布什政府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NEC）的特别助理 。在白宫，他成为了布什总统在资本市场问题上的核心顾问，学会了如何在政治与经济的交汇点上周旋。

2006年，在布什总统的提名下，35岁的沃什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 。当时，外界对这位年轻律师能否胜任这一技术性极强的职位充满质疑。毕竟，美联储理事会通常是白发苍苍的经济学教授的聚集地。然而，历史很快就给了沃什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且是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

烈火试炼：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联络官”

沃什上任仅两年，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发现，他身边这位年轻的前银行家拥有其他学者型官员所不具备的特质：对华尔街恐惧的直观嗅觉和深厚的人脉网络。

沃什成为了伯南克与华尔街CEO们之间的关键联络人 。在危机最黑暗的时刻，他深入一线，2008年3月，沃什直接参与了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紧急谈判，试图在周末到来前阻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 。

2008年9月，那个决定雷曼兄弟命运的周末，沃什作为美联储的耳目驻扎在纽约联储的作战室，亲历了那些决定无数人命运的深夜会议 。他不仅要向学术派的伯南克解释为什么某个复杂的衍生品会导致银行破产，还要向恐慌的市场传递美联储的意图 。

在那段日子里，沃什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冷静和决断力。他支持了美联储最初的量化宽松（QE1）政策，认为这是在市场失灵时的必要急救措施——“打破玻璃，取出灭火器” 。

挂冠而去：对量化宽松的决裂

然而，随着危机的紧急阶段过去，沃什与伯南克的蜜月期也走到了尽头。当美联储在2010年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时，沃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并在美联储内部会议上提出异议。他担心，长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1. 资本错配： 廉价的资金会流向投机领域，而不是生产性投资 。
2. 财政纪律丧失： 央行购买国债会变相鼓励政府无节制地借贷 。
3. 通胀隐忧： 他警告“通胀主要风险仍在”，并对美联储过度自信地控制通胀预期表示怀疑 。

2011年，沃什选择辞职，离开了尚未结束任期的美联储理事会 。这一决定在当时显得颇为孤傲，但也为他日后在保守派经济圈中赢得了“有原则的鹰派”的声誉，这成为了他今日获得提名的重要政治资本。

豪门联姻：从华尔街到第五大道的权力网络

在分析沃什的崛起时，无法回避他显赫的婚姻背景。2002年，沃什与简·兰黛（Jane Lauder）结婚 。简是雅诗兰黛化妆品帝国的继承人，目前担任倩碧（Clinique）的全球品牌总裁，个人身家数十亿美元 。

这段婚姻将沃什带入了一个顶级的社交与政治网络。简的父亲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不仅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更是唐纳德·川普几十年的密友和主要捐款人 。有报道称，川普任内关于“购买格陵兰岛”的奇思妙想，最初也是受到了罗纳德·兰黛的启发 。

在川普的用人哲学中，这种私人关系的信任度往往超越了专业能力。正如传记作家蒂姆·奥布莱恩所言：“如果有人与有权势或名望的人有联系，这对唐纳德·川普来说非常重要。” 罗纳德·兰黛在川普耳边的低语，无疑为沃什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加分不少。对于川普来说，沃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官僚，他是“自己人”圈子的一部分。

凯文·沃什的经济学——新旧世界的融合

沃什并非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也非纯粹的货币主义者。他的经济思想混合了华尔街的实用主义、传统的财政保守主义以及对新技术的狂热信仰。通过分析他近年来的言论，我们可以勾勒出“沃什主义”（Warshism）的轮廓。

核心观点一：美联储需要“政权更迭”

沃什最激进的观点在于他对美联储现状的批判。他认为美联储已经遭受了“体制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不仅在通胀判断上屡次失误，而且在职能上过度扩张，介入了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不该管的领域 。

他提出了“政权更迭”的概念，这不仅指人事变动，更指政策框架的重置 。具体而言，他批评鲍威尔的“数据依赖”模式是“看着后视镜开车”。他主张美联储应更具前瞻性，通过理论模型和市场信号来预判经济，而不是等待滞后的就业数据 。同时，他主张美联储应专注于“价格稳定”，减少对短期就业波动的关注，甚至认为不需要为了降低通胀而刻意制造失业 。

核心观点二：通胀是“选择”，AI是解药

与主流经济学家将通胀归咎于供应链或地缘政治不同，沃什坚持认为“通胀是一种政策选择”，其根源在于美联储过度印钞和政府过度开支 。

然而，为了调和这一观点与川普的降息要求，沃什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人工智能。他极度看好AI带来的生产率革命，认为AI将是一股强大的“反通胀力量” 。他的逻辑是：AI将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因此，即使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这种供给侧的繁荣也能压低通胀。这为他在不引发通胀恐慌的前提下支持降息提供了理论基础 。

在沃什的叙事中，AI 是一个关键变量：它被寄望于用生产率增长抵消通胀压力。

核心观点三：加密货币的盟友，CBDC的敌人

沃什对数字资产的态度泾渭分明，这让他成为了加密货币社区的宠儿：

他明确表示“比特币并不让我感到不安”，并将其视为一种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号的“重要资产”，甚至是对美元体系的一种有益的监督机制 。他坚决反对美联储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CBDC），称其为“金融全景监狱”，认为这将导致政府对公民隐私的过度监控，并挤压私营部门的创新空间 。同时，他倾向于通过受监管的私营稳定币来推动美元的数字化，而非由政府亲自下场 。

核心观点四：影子银行与去监管

尽管出身华尔街，沃什对“大而不倒”的银行体系持批判态度。他曾呼吁通过更严格的市场纪律来迫使银行对风险负责，而不是依赖政府救助 。然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他似乎更倾向于放松对传统银行的束缚（如巴塞尔协议III终局之战的资本要求），同时警惕“影子银行”和私人信贷（Private Credit）的无序扩张 。他认为过度的银行监管反而将风险推向了不透明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也是他主张“去监管”的深层逻辑 。

展望——沃什时代的世界经济风云

随着沃什的提名尘埃落定，全球目光聚焦于未来。如果他顺利通过参议院确认，并在5月（或更早）接掌美联储，世界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变局？

货币政策的新范式：紧缩资产，宽松利率

沃什可能会尝试一种大胆的政策组合实验：“量化紧缩（QT） + 降息”。

他一直批评美联储庞大的7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是扭曲市场的元凶。他可能会加速缩表，回收过剩的流动性 。作为交换，通过缩表腾出的通胀空间，将被用来满足川普的降息要求。这种策略试图在安抚鹰派（通过缩表）和取悦鸽派（通过降息）之间寻找平衡。这种操作难度极高。如果缩表过快，可能导致回购市场冻结（如2019年9月）；如果降息过快，可能再次点燃通胀。

“缩表 + 降息”看似兼顾两端，实际却要求央行精确控制流动性与通胀预期。

美元汇率的“沃什悖论”

尽管川普一直抱怨美元过强损害出口，但沃什的上任在短期内可能反而推高美元。

市场认为沃什虽然政治上顺从，但在骨子里仍保留着鹰派底色。此外，如果美国经济在AI和去监管的刺激下表现优于欧洲和中国，资本将继续回流美国 。因此，强势美元将继续挤压新兴市场的生存空间，增加其偿债压力。但如果川普强行干预汇率，沃什可能需要配合财政部进行“口头干预”甚至协同行动，这对其独立性将是巨大考验。

鲍威尔的“影子主席”困局

一个巨大的悬念依然存在：杰罗姆·鲍威尔会走吗？ 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在2026年5月结束，但他作为理事的任期要到2028年1月才到期 。如果鲍威尔因为对司法部调查的愤怒而选择留任理事，美联储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双头政治”。

1948年，马里纳·埃克尔斯在被杜鲁门总统撤换主席职位后，依然留在理事会直到1951年，并最终推动了著名的《美联储-财政部协议》，确立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留在理事会的鲍威尔可能成为FOMC内部事实上的“反对党领袖”，利用其影响力和投票权制衡沃什的激进政策 。这将导致美联储内部决策陷入僵局，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对全球央行的连锁反应

欧洲的央行行长们已经表达了对鲍威尔的声援，强调央行独立性的重要性 。面对一个更加政治化的美联储，拉加德和贝利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以防被美国的政策溢出效应（如输入性通胀）所吞噬。

同时，沃什支持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意味着中美金融脱钩的加速。如果美联储配合贸易战维持特定汇率政策，中国可能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资产多元化的步伐，以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在钢丝上跳舞

凯文·沃什的提名，不仅是一个职位的更替，它是那个我们在教科书上熟悉的、强调技术中立和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时代的谢幕。沃什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市场与政治的深度纠缠，精英与民粹的奇异融合。

他将在钢丝上起舞：一边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那位要求“更低、更快”的总统，另一边是时刻准备惩罚政策错误的万亿美元债券市场。而在他脚下，是正在经历AI革命、债务危机和地缘分裂重塑的世界经济。

如果他成功了，他或许真如川普所言，成为重塑美国经济活力的“伟大的主席”，证明供给侧改革可以战胜通胀魔咒；但如果他失败了，美联储百年的信誉可能在他手中毁于一旦，而世界经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货币锚”的混乱时代。

对于凯文·沃什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会晤的背景与准备

这次高风险会晤发生在乌克兰未来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各方对此寄予厚望。泽连斯基此行主要目的是与美国签署一项关于稀土矿产的协议，这被认为是换取美国继续军事援助的条件[2]。在会晤前几周，美国盟友曾进行了紧张谈判，试图调和华盛顿与基辅之间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都曾会见川普，试图说服他与泽连斯基进行建设性对话[2]。这些外交努力采取了奉承策略，马克龙回忆川普参观巴黎圣母院的经历，斯塔默则亲自递交了查尔斯国王的信[2]。

此次会晤的一个关键背景是川普政府之前已经与俄罗斯举行了和平谈判，但将乌克兰和欧洲排除在外[3]。这种单边行动引发了基辅的强烈不满，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在泽连斯基抵达白宫前，他的团队曾被迫在周三正式同意川普提出的方案，才最终促成了星期五的会面[1]。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官员曾明确表示，除非泽连斯基愿意接受与俄罗斯谈判的方案，否则川普不会见他[1]。

白宫会晤的激烈冲突

从和平开始到激烈争吵

会晤初期的氛围相对友好，据报道在前半小时内，川普和泽连斯基互相表达了礼貌和尊重[1]。川普甚至表示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军事援助，直到与俄罗斯达成持久和平协议[1]。然而，当泽连斯基表达对普京停火承诺的不信任时，局势急转直下[1]。

情况恶化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泽连斯基讲话中，他直接称普京为"杀人犯和恐怖分子"，并表示希望川普能以强硬立场阻止普京[3]。这一评论明显触怒了川普，他认为泽连斯基对普京的"仇恨"是和平谈判的障碍[1][3]。当泽连斯基试图解释俄罗斯曾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时，副总统万斯介入并责备他"在美国媒体面前试图在椭圆办公室进行争辩是不尊重的"[1][3]。

川普与万斯的指责

川普向泽连斯基发出了严厉警告，直接威胁说：“你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退出。如果我们退出，你就自己战斗吧。我认为那样结果不会很好看，但你会战斗下去。"[3] 他进一步指责泽连斯基"在冒世界第三次大战的风险”，并表示泽连斯基的行为"对这个支持你超过许多人认为应有程度的国家非常不尊重"[1][3]。

川普在争论中夸大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宣称已经提供了3500亿美元，而实际数字不到2000亿美元[2]。他还声称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冲突本可以在"两周内"结束[2]。川普明确表示自己处于"中间立场"，与普京没有"结盟"，但他对泽连斯基对普京的仇恨感到不满，认为这使他很难促成协议[1][3]。

万斯在争论中更加激进，质问泽连斯基是否曾经说过一次"谢谢"[3]。他指出乌克兰正在"强制征召前线士兵因为你们有人力问题"，并表示泽连斯基"应该感谢总统试图结束这场冲突"[3]。万斯还暗示先前的拜登政府对普京的谴责只是延长了冲突[2]。

泽连斯基的回应

面对这些指责，泽连斯基试图为自己辩护。当万斯提到"外交"是和平之路时，泽连斯基反问：“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外交，JD？“并列举了俄罗斯过去违反停火的例子[1]。他还提醒万斯，普京曾在2019年川普执政期间违反过协议[2]。

当被指责缺乏感恩之情时，泽连斯基试图表达更多感谢，但被川普打断[2]。在一个特别尖锐的时刻，泽连斯基对万斯说：“首先，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有问题，包括你们。但你们有美丽的海洋，现在感受不到，但未来你们会感受到。"[3] 这一言论立即引发川普的反击：“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感受到什么。我们正试图解决问题。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感受到什么。"[3]

冲突的后果与影响

即时后果

这场激烈冲突导致原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和经济协议签署被取消[1][3]。会后，川普要求泽连斯基离开白宫，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简短但严厉的声明：“我已经确定，如果美国参与，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和平，因为他认为我们的参与会给他在谈判中带来巨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想要和平。他在珍贵的椭圆办公室不尊重美利坚合众国。当他准备好接受和平时，他可以回来。"[2][3]

泽连斯基随后在福克斯新闻上出现，试图修复受损关系，他表示与川普和万斯的公开分歧"对双方都没有好处”[1]。然而，他坚持认为乌克兰不会在没有获得未来免受侵略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讨论[1]。“这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泽连斯基补充道，“他们只想听到美国站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俄罗斯，而是我们。仅此而已。"[1]

对乌克兰未来的影响

这场外交冲突严重危及了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未来，以及基辅保卫自己免受俄罗斯侵略的能力[1]。泽连斯基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承认，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的情况将变得更加"困难”[1]。这一事件表明，川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迅速减弱，可能导致乌克兰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作为防务倡导者和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此前曾警告泽连斯基在与川普会面时"不要上当”[1]。这一建议凸显了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对川普外交风格的担忧，以及对乌克兰未来前景的忧虑。

外交关系转变与地缘政治意义

川普外交政策的转向

这次冲突清晰地展示了川普正如何将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他的"美国优先"理念，其力度远超他第一任期的政策[1]。这场意外的冲突被形容为近期椭圆办公室中全球领导人之间最激烈的公开争论之一，传统外交礼仪演变为指责、喊叫和明显的蔑视[1]。

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盟友试图解决华盛顿和基辅之间分歧的一周之后，他们曾尝试说服川普不要向莫斯科示好[1]。周一，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与川普会面，讨论在乌克兰建立一支由欧洲主导的维和部队，旨在阻止俄罗斯未来的侵略，并鼓励美国总统对普京采取更加怀疑的态度[1]。

川普对普京的态度

各方观察到川普对普京显示出明显的偏向。当被问及是否"结盟"普京时，川普回应说：“我没有与普京结盟。我没有与任何人结盟。我与美利坚合众国结盟，为了世界的利益。我与世界结盟，我想结束这一切。"[3] 然而，他随后暗示泽连斯基是谈判的主要障碍：“你看到他对普京的仇恨了吗？这让我很难达成协议。"[3]

川普对普京的态度可能源于他认为俄罗斯在他第一任期中被不公正地对待。他在会晤中提到：“普京在我这里经历了很多。他面对一场欺诈性的猎巫行动，他们利用他和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2] 这一评论指的是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以有利于川普竞选的调查结果[2]。

乔纳森·艾伯特（Susan Glasser），一位撰写过普京崛起书籍的记者，评论道：“唐纳德·川普已经在冲突中改变了立场，我相信这一背景解释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冲突。"[2] 这一评论暗示川普现在更倾向于俄罗斯的立场，而不是传统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结论

2025年2月28日白宫的这场外交争执标志着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反映了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正在彻底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这次公开冲突不仅损害了两国关系，还暴露了西方联盟在应对俄罗斯侵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川普对普京的明显倾斜态度与他对泽连斯基的严厉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转变的广泛担忧。

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事件可能标志着西方支持的转折点，迫使基辅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泽连斯基的困境体现了小国领导人在大国地缘政治利益面前的脆弱处境，尤其是当强大盟友的支持开始动摇时。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这次白宫争执可能成为决定冲突最终解决方案的关键时刻，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椭圆办公室的墙壁，重塑整个欧洲安全格局。

来源

1. Trump’s Oval Office thrashing of Zelenskyy shows limits of Western allies’ ability to sway US leader | AP News

2. Zelensky invades Trump’s ‘disinformation space’ | CNN Politics

3. Trump and Zelenskyy key takeaways: Oval Office meeting explodes into shouting match - ABC News

4. Trump Berates Zelensky in Fiery Exchange at the White House - The New York Times

5. Full transcript: Trump, Zelenskyy and Vance argue in the Oval Office | National Post

6. Trump and Zelensky Clash in the Oval Office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7. Trump objected to Zelenskyy disrespect, White House says

8. apnews.com/article/zelenskyy-security-guarantees-trump-meeting-washington-eebdf97b663c2cdc9e51fa346b09591d

9. What Trump and Zelenskyy said during their heated argument in the Oval Office | PBS News

10. February 28, 2025: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news | CNN Politics

11. Key takeaways from the fiery White House meeting with Trump and Zelenskyy | Donald Trump News | Al Jazeera

12. Zelenskyy’s White House meeting ends in blowup with Trump and Vance over Ukraine’s future - CBS News

13. Full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VP Vance and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y in Oval Office

14. Understanding the fallout from the Trump-Zelenskyy Oval Office meeting | King’s College London

15. Excerpts From the Fiery Exchange Between Trump and Zelensky at the White House - The New York Times

16. The Trump-Zelenskyy meeting just blew up. What now? - Atlantic Council

17. Trump and Zelenskiy clash, leaving Ukraine exposed in war with Russia | Reuters

18. In Showdown With Zelensky, Trump Takes Offense on Putin’s Behalf - The New York Times

19. What U.S. lawmakers are saying about Trump and Zelenskyy’s clash at the White House | PBS News

20. Tears and shock in Ukraine and Europe after heated Zelensky-Trump meeting

21. Contentious Trump-Zelensky meeting threatens U.S. support for Ukraine

22. Trump-Zelensky clash highlights Congress at a crossroads over foreign policy

23. Trump’s Angry Meeting With Zelensky Prompts Reactions Worldwide

24. World reacts to Zelenskiy-Trump Oval Office clash

25. Trump Berates Zelensky in Fiery Exchange at the White House

26. Trump-Zelenskyy clash marks a defining turn away from U.S. defense of democracies

27. Trump-Zelenskiy clash divides US Republicans, dims aid prospects

28. Trump’s Zelenskiy outburst a culmination of weeks of frustration

29. How they are reporting it: Trump and Zelenskiy’s Oval Office shouting match

30. Lawmakers in US Congress react to Zelenskiy-Trump Oval Office clash

31. Zelenskiy, Trump clash will accelerate US probe of fraud in Ukraine aide, senior official says

32. Inside the 139 minutes that upended the US-Ukraine alliance

33. Trump touts fair deal with Zelenskiy at White House

34. White House Talks Between Trump, Zelensky Collapse

35. Week in Review: Trump Scolds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y

36. Trump speech to Congress likely to be ‘imperial,’ say analysts

37. Trump, Zelenskyy, Vance Face Off In Oval Office Shouting Match—Here’s Everything They Said

然而，2025年的新年，对新奥尔良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午夜的狂欢还未散去，凌晨3点15分，一辆白色皮卡突然冲入波旁街拥挤的人群，尖叫声、枪声瞬间撕裂了节日欢乐的喧嚣……糖罐杯的狂欢之城，顷刻间变成了人间炼狱。14人死亡，35人受伤，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14个家庭的破碎，是35个生命的重创。

事件经过

监控画面记录下了这骇人的一幕：一辆白色福特皮卡，为了躲避一辆警车，竟然疯狂地冲上人行道，径直撞向毫无防备的人群。随后，袭击者跳下车，手持AR-10半自动步枪和格洛克手枪，疯狂扫射，两名警察在交火中受伤。最终，三名警察赶到现场，将袭击者击毙。但这短短的几分钟，却给新奥尔良的夜晚，刻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FBI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并很快查到了袭击者的身份。他是42岁的美国公民Shamsud-Din Jabbar。Jabbar来自德克萨斯州，是一名退伍军人，案发前，他租了一辆福特F-150皮卡，并在车内携带了AR-15步枪、格洛克手枪和简易爆炸装置。他甚至还留下了遗嘱。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Jabbar入住了他在新奥尔良通过网络平台租下的一间房屋，并在那里放置了爆炸装置，但这些爆炸装置并没有被引爆。FBI公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装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冷藏箱。是故障还是另有原因？此外，Jabbar作案时还穿着防弹衣。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恐怖袭击。

ISIS 的幽灵

更令人震惊的是，Jabbar在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个视频，宣称自己效忠于ISIS，并表示自己在去年夏天加入了该组织。袭击发生时，他的卡车后保险杠上，赫然悬挂着一面黑色的ISIS旗帜。ISIS，全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或“达伊沙”（Daesh），是一个跨国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叛乱和恐怖组织。该组织起源于 2003 年至 2011 年的伊拉克战争，其前身是“伊拉克基地组织”（AQI）。

ISIS 以其极端暴力和残酷的行径而臭名昭著，包括大规模处决俘虏和少数民族、性奴役妇女和女孩以及斩首士兵和平民。2014 年，ISIS 在伊拉克取得重大领土 gains 后，宣布建立一个由 ISIS 领导的哈里发国。在其控制的领土内，ISIS 对其他信仰的成员进行杀戮、强奸和虐待，并以偏离其对伊斯兰教的 harsh 解释的逊尼派穆斯林为目标。

为了消灭 ISIS，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由美国领导的军事干预最终将 ISIS 赶出了其自称的国家的城镇。2019 年 10 月，ISIS 的领导人 Abu Bakr al-Baghdadi 在叙利亚北部被美军击毙。尽管 ISIS 已经被击溃，但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受其极端思想吸引的“独狼”式袭击者，仍会以 ISIS 的名义发动恐怖袭击。新奥尔良的袭击事件，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拉斯维加斯的疑云

巧合的是，就在新奥尔良恐怖袭击发生的同一天，拉斯维加斯也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辆特斯拉 Cybertruck 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外爆炸，造成 7 人轻伤，司机当场死亡。调查显示，这辆 Cybertruck 装载了汽油罐、野营燃料罐和大型烟花弹。警方在爆炸车辆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把手枪，死者身份被确认为 37 岁的现役军人 Matthew Livelsberger。拉斯维加斯警方表示，这起爆炸案似乎是一起“自杀悲剧”。调查人员认为，Livelsberger 在引爆车内爆炸物的同时开枪自杀。FBI 表示，没有证据表明 Livelsberger 对当选总统特朗普怀有敌意，他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其他问题。

新奥尔良的袭击和拉斯维加斯的爆炸案，都发生在新年第一天，都使用了租来的车辆，并且都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两辆车都是通过同一个在线租车平台 Turo 租用的。尽管存在这些巧合，但 FBI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这两起事件之间存在明确关联。新奥尔良的袭击者显然是为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拉斯维加斯的爆炸案则更像是自杀事件。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两起事件之间的关联，或许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梦魇

在这场悲剧中，14 条鲜活的生命逝去。他们中有学生、有工人、有挚爱的家人，年龄从 18 岁到 63 岁不等，其中大多数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来自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甚至还有来自英国的游客。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

• Kareem Badawi，18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是阿拉巴马大学的大一新生。30 他成绩优异，对朋友友善，对未来充满憧憬，却不幸在这场袭击中遇难。30 他的朋友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只能通过纹身来纪念他。30 41

• Martin “Tiger” Bech，27岁，来自纽约市，前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明星球员，毕业后在纽约市从事网络安全领域的债券交易工作。31 他的教练和队友都记得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运动员。32 他的弟弟 Jack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永远爱你，哥哥！你每天都激励着我，现在你可以在每一刻都陪伴着我。我会照顾好家人的，别担心。这是为了我们。” 31

• Nikyra Dedeaux，18岁，来自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怀揣着成为护士的梦想，却在人生刚刚绽放的时候凋零。33 她的朋友 Zion Parsons 亲眼目睹了皮卡车冲向她的那一刻，至今仍无法从恐惧中走出来。33 他说：“一辆卡车撞到了拐角处，然后横冲直撞，像电影场景一样，把人抛向空中。它撞到了她，把她甩了至少 30 英尺远，我很幸运还活着。” 33

• Reggie Hunter，37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普莱里维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新年夜与表弟一起庆祝时不幸遇难。8 他的表弟 Shirell Robinson Jackson 说，Hunter 总是充满活力，喜欢开玩笑，他的离去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8 她说：“他爱他的孩子们，他的姐妹们，他的爸爸，我们所有人。他不应该这样死去。” 8

这起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和谴责。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Jeff Landry 称这是一起“可怕的暴力行为”，并表示他和他的妻子正在“为所有受害者和现场的急救人员祈祷”。新奥尔良市长 LaToya Cantrell 表示，新奥尔良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倒，将继续举办大型活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新奥尔良人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不会让这次袭击或袭击者的妄想意识形态战胜我们。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 relentless 地追捕 ISIS 和其他恐怖组织，他们将在这里找不到任何 safe harbor。然而，悲剧已经发生，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这起事件，再次敲响了美国社会安全的警钟。

警钟长鸣

近年来，美国社会极端主义抬头，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严重，这些都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新冠疫情、种族不平等、政治选举等因素导致美国一些城市地区示威和反示威活动激增，意识形态对立的个人和团体相互对抗，导致了激进化、极端言论和暴力的螺旋式上升，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相互激进化。互联网的普及也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一些极端组织，例如“数字哈里发”，利用网络平台招募成员、传播极端思想，煽动仇恨和暴力。此外，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问题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恐怖主义的发生提供了土壤。美国的反恐战略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有效应对“数字哈里发”等新兴威胁。

新奥尔良新年恐怖袭击事件不仅夺走了 14 条无辜的生命，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深的伤痛，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担忧。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如何才能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例如网络极端主义和社会极化，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这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加强监管，促进对话，消除隔阂，增进理解，才能有效预防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来源链接

1. Bourbon Street - Wikipedia

2. Bourbon Street - 64 Parishes

3. New Orleans mourns as Bourbon Street reopens after truck-ramming attack | In Pictures News | Al Jazeera

4. en.wikipedia.org/wiki/2025_New_Orleans_truck_attack

5. New Orleans New Year’s Day ramming is the latest attack to use a vehicle as a deadly weapon | PBS News

6. Victims of Bourbon Street attack in New Orleans include former Princeton football star, aspiring nurse, loving dad - CBS News

7. New Orleans: What we know about the attack and suspect Shamsud-Din Jabbar

8. At least 14 killed, dozens hurt on Bourbon Street in New Orleans as driver intentionally slams truck into crowd; attacker dead - CBS News

9. New Orleans attacker acted alone, FBI now believes

10. LIVE: Latest on deadly New Orleans terror attack investigation

11. What is the Islamic State group, and what attacks has it inspired? | AP News

12. Islamic State - Wikipedia

13. War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 Wikipedia

14. Destroyed neighborhood in Raqqa - Islamic State - Wikipedia

15. FBI suspects soldier behind Las Vegas Cybertruck blast suffered from PTSD | Crime News | Al Jazeera

16. Investigation into Cybertruck explosion in Las Vegas shows driver shot himself before the blast, officials say - CBS News

17. Las Vegas Cybertruck bombing outside Trump hotel appears to be suicide of veteran who had PTSD, FBI says - CBS News

18. Shocking connection between Tesla truck that exploded and pickup truck used in New Orleans massacre revealed - Hindustan Times

19. 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Targeted by Terrorism | START.umd.edu

事故背景

事发地点阿克套，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沿岸。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色山地”，因为从里海望去，阿克套的地貌和城市景色呈现出一片苍白的色调。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阿克套的常住人口仅为18万人。起初，这里因石油开采而兴起，直到如今，仍带有浓厚的工业气息。然而，正是在这座湖滨小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宁静。

发生事故的J2-8243航班，是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趟国际航班，由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的格罗兹尼国际机场。航班的机型为巴西航空工业生产的E190AR型客机，是一款中短程窄体客机。飞机长36米，能够容纳98~114人。

12月25日清晨，巴库国际机场，航班的起飞时间已临近，乘客们陆续登上飞机。随着塔台的指令，飞机开始滑行进入跑道。此时，乘客们或许并未意识到，这趟本应平凡无奇的航班，正朝着一个充满未知与危机的方向飞去。

事故经过

简单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这趟航班从阿塞拜疆的巴库起飞，目的地是西北方的格罗兹尼。然而飞机最终跨越了一整个里海，飞向了远在湖对岸阿克套，明显不符合常理。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er24 显示，事发航班从巴库飞往格罗兹尼的途中，在跨越俄罗斯国境线时，GPS 信号受到异常干扰。紧接着，航班开始偏离原定航线，先是朝向西方，而后又180度掉头，朝向东边的里海飞去。最终来到里海对岸的阿克套，向当地塔台请求迫降。

根据纽约时报对一位空难幸存者的采访，当时航班上，起初的一切如常。然而，随着飞行的继续，一些乘客开始察觉到异样的震动——最初是一阵轻微的颠簸，几乎无人注意；接着是更加剧烈的颤动，窗外的云层翻滚，机舱内传来细碎的杂音。接着，剧烈的震动几乎把所有人从座位上抛起。氧气面罩从头顶掉落，机舱内响起了混乱的呼喊声。乘客们慌乱地抓住面罩，试图恢复平静。机组人员的声音此刻也变得急促，但不完全清晰。在这一瞬间，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气流颠簸，而是某种更加致命的威胁。

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中不难看出，在飞机迫降的过程中，尽管驾驶员竭尽全力想要控制飞机的降落姿势，但巨大的冲击力和瞬间的失速已经使飞机机身失去平衡。最终，飞机以过大的角度俯冲向地面，右翼先触地，随后翻滚爆炸，机体分裂为两部分。机头部分在触地瞬间被爆炸摧毁，尾部则倒置在主要残骸之外。

公开数据显示，事故航班上共有67人，其中来自阿塞拜疆的有37人，占比一半以上；其次是俄罗斯16人，哈萨克斯坦6人、吉尔吉斯斯坦3人。事故发生前一刻，有乘客用手机拍下了机舱内的情况。

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空难事故，机上67人中，有38人遇难。最后生还者中也不乏颅脑损伤、脑震荡、胸部损伤及创伤性休克等重伤患者。事故发生次日，阿塞拜疆总统宣布进行全国哀悼。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发表声明称，初步相信飞机遭遇鸟群撞击，因机上紧急情况，机长决定改道飞往阿克套机场。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事故现场的拍摄的视频中不难看出，事发飞机的残骸上，存在多处类似单孔的痕迹。结合 Flightrader24 网站上显示的异常 GPS 干扰信息，我们不得不怀疑，此次事故是否与俄罗斯境内的防空系统有关。

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中亚和东欧的国境线附近一直都火药味十足。就在事故发生前的12月2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喀山市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市内两栋高层住宅楼受损，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罕见地对俄罗斯境内城市发动空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因此，此次的阿航8243航班，很可能是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所击落。飞机在飞跃俄罗斯国境线附近时，被俄罗斯防空系统误认，进而发生 GPS 干扰和防空射击。又由于附近机场因大雾天气而无法降落，机长不得不调转方向，操控着受损的机身朝东边的里海飞去。最后在里海沿岸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迫降失败，导致飞机坠落。

路透社的几篇报道也有相同观点。该社援引部分事故幸存者的说法称，当飞机接近最初目的地格罗兹尼时，他们听到几声巨响；四名了解事故调查初步结果的消息人士称，事故飞机是被俄军的铠甲-S（Pantsir-S）地对空导弹系统击中。飞机在接近格罗兹尼时，机上的通讯系统被电子战系统瘫痪。

虽然截至目前，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还未发布，我们无法100%断言此次事故就是与俄罗斯有关。但在历史上，俄罗斯已经不止一次地与民航空难产生联系。

类似事故

早在10年前，彼时正值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时期。2014年7月17日，中午12点15分，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起飞，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下午16点20分，执飞该航班的波音777-200ER型客机在乌克兰东部空域巡航时突然坠毁，机上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事故调查报告 表明，马航MH17航班是被俄军发射的山毛榉导弹摧毁。然而，俄罗斯官方至今都否认这起空难是俄军攻击导致，并声称乌克兰空军才是事故的真正元凶。

自从人类发明民航飞机以来，大大小小的空难便从未停歇。不论是这次的阿航8243空难、还是十年前的马航MH17空难，都是一次深刻的警示。无论是因技术故障、恶劣天气，还是因人为错误，空难的发生无一不带来深刻的痛苦和反思。然而，有些空难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沉重的代价——战争、恐怖袭击、政治斗争。这些无辜的生命，因全球纷争和冲突而被夺去，他们不仅是航班上的乘客，更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曾有过梦想、有过家人、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

我们对逝者的缅怀，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缅怀，丧钟正为每个人而孤鸣。未来，我们必须呼吁和平的声音，寻求一种更理性、更宽容的世界秩序。让那些逝去的灵魂得到安宁，让所有家庭不再因纷争而遭受无辜的破坏。

来源链接

1. 阿塞拜疆航空8243号班机空难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 阿克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3. 巴西航空工业E系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4. Flight history for Azerbaijan Airlines flight J28243

5. Kazakhstan Plane Crash Survivors Describe Chaos on Azerbaijan Airlines Flight - The New York Times

6. 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坠毁　俄监管机构相信与鸟群相撞后出现紧急情况 - RTHK

7. 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境 击中喀山市高楼层公寓

8. Exclusive: Survivors on Azerbaijani plane say they heard bangs before it went down | Reuters

9. Russian air-defense system downed Azerbaijan plane, sources say | Reuters

10. 初步调查显示阿塞拜疆航空公司航班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

11. 铠甲-S1导弹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2. Investigation by the Dutch Safety Board | MH17 incident | Government.nl

今天，网络上突然传出一则关于华为的新闻 。《科创板日报》报道，华为已启动“南泥湾”项目，加速推进其笔记本电脑和智能电视等产品的开发，意在规避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这标志着，在日益严峻的外部压力下，华为不得不将其注意力从 5g、芯片等技术密度较高的领域移开，转而投入到电子消费品等技术密度较低的领域。因为相比于前者，对电子消费品的投入不仅能够规避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制裁，还能使华为以较少的研发成本获得较高的销售利润。作为一家上有股东、下有员工的企业，这一战略转移完全符合华为的利益需要，可谓一举多得。

但令人倍感惋惜的是，作为一家以高技术闻名的企业，一度被众多爱国人士奉为“民族骄傲”的华为公司，也终究逃不过”内卷化“命运。个人认为， 被迫启动”南泥湾“项目的华为，与被迫卖掉 Tiktok 的字节跳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我国民族企业所处尴尬境地的缩影。它们同样拥有着非凡的创新能力，同样试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曾一度真正拥有过世界级的影响力。却在政府的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战略或政策的影响下，不得不自废武功，把原本瞄准国际市场的远大眼光转向国内，成为业已厮杀得如同红海的国内竞争的参与者之一。

一部分人会将华为和字节跳动的这一尴尬境地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排挤和打压，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不得不用尽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的优秀企业。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中国企业的不利处境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战略误判与政策失误，认为政府的信誉降低和一系列过激的外交言行才是拖累民族企业“走出去”，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内卷化的真正原因。无论哪种观点，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民族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体，都已不可避免地走出了中国发展的黄金年代。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段不会太短的“寒冬”。

中国社会的内卷化危机

前文提到了两次“内卷化”的概念。所谓内卷化，指的是某一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陷入停滞，其内部成员之间发生无比激烈但毫无意义的竞争，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无法走向更高级阶段的现象。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一定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的规律仍然可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归纳，内卷化这一现象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例如，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大清帝国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也无法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走向近代化。可以说，与西欧诸国相比，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的泥潭。

与内卷化的提法类似的，还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而停留在该经济水准，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目前为止，世界公认的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巴西和南非等。它们都曾经历过一段为时不短的高速增长期，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失去了原本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和科技进步并未及时到来。因此，这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便陷入了长久的停滞，直至今日。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卷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随着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的陆续失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渐失去动力，加之新冠疫情与全国性洪涝等诸多“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要恢复到过往的高速增长状态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降薪乃至失业便不可避免。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员工待遇的降低，无非只是这一历史潮流下的几朵浪花，更加汹涌的现实还在不远的将来。

2018年以来，弥漫在城市中产间的焦虑感正在与日俱增。增长迟缓的收入与不断攀升的房价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正在侵蚀中产阶级的生活。尤其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由于高校的过度扩招以及教学体制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他们原已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经济形势的整体劣化更是令业已激烈的竞争态势愈发严峻。近年来，非专业技能类岗位应聘者的高学历化趋势日趋明显。在十年前仅需大专学历即可获得面试机会的工作岗位，如今却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作为敲门砖。这一现象并非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的表现，而是社会内卷化的表现。在内卷化的社会中，原本应当起到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个体竞争，已经沦为了毫无意义的内耗。

内卷化的原因与出路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之所以会走向内卷化，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模式过于激进、产业结构缺乏后劲，而非因为所谓发达国家的剥削或别有用心的阻拦。与后一种归因方式有关的一个著名的阴谋论就认为，日本之所以会从8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迅速滑向崩盘和衰落，以至于走入“失落的30年（1990～2020）”，是因为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这份协议协议因此被许多国人认为是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从而打压当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的发展的明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广场协议》原本旨在使美元贬值，以促进美国的产品出口，却在日本大藏省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助推之下，导致日元极速升值。大量热钱于是涌入日本市场，使日本的股市和房价自《协议》签订的1985年开始便一路飙升，直至1990年代初期泡沫破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大藏省的决策失误和处置不当，是导致泡沫膨胀和破灭的真正原因，而被许多国人津津乐道的《广场协议》，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因此，一味将一国经济的停滞或衰落归咎于外部势力的打压无济于事。要避免社会整体的衰退与内卷，我们必须直面自身发展模式的弊病，反思政策上的失误和教训，不断寻求符合国情的产业转型方式。

现代化的主流政治理论中，政府应当承担为个人与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的职能，至于发展的方向及途径，即使不出现在民意机关（如国会）的经济蓝图中，也应当交由民间自己来决定。缺乏审视的空泛规划，只会成为个人与企业发局的枷锁，约束自身前进的步伐。至于施行“战狼外交”，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进而反噬自己的民族企业，则更是与现代政府的职责相去甚远。如果无视这一点，对任何失误都不加检视，推出再多输出产能的“战略”或“倡议”都于事无补。内卷化的到来不因个人意志的排斥而延缓，而中国人的命运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批评者认为，无论是瘟疫还是洪水，都属人力无法掌控的天灾范围。天灾面前人人平等，落难与损失是无法避免的。那些因此经济破产或无家可归的难民只能说是运气不好，怨不得别人。况且政府在抗洪救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它已经很努力了，你们凭什么怪他？

对于这种声音，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给出过有力的回应。《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它被后世认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础。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这个国家，也算是费尽心力了。河内遭了饥荒，我就把那儿的百姓迁到河东，再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受灾了我也会这么办。我也曾考察过邻国的内政，它们没有一个能像我这么用心。但是那些国家的百姓却并没有因此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因此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孟子作为“仁政”思想的鼓吹手，他每见到一个君主，都会告诉对方：施行仁政的国家会不断吸引别国的百姓过来定居；而不施行仁政的国家则留不住人，那儿的百姓会用脚投票，不断地向施行仁政的国家移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丁是一国兴盛的基础，因此“仁政”就是让国家人丁兴旺，最终走向国富兵强的绝佳方法。

孟子试图通过这套说辞，来诱导各国君主，使他们在大国梦的驱使下施行仁政。因为在孟子的理论中，仁政是强国的必要条件。而梁惠王之所以会发出前文中的那段疑问，正是因为他听到了孟子的这套关于仁政的说辞。至于梁惠王是真心发问，还是有意刁难孟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如何，梁惠王的这段话，是对孟子仁政理论的有力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孟子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孟子答道：“大王您喜欢打仗，那就让我用战争来打个比方吧。如果有些人在战争刚开始，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只是有的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来，而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住脚。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跑了五十步的人能不能耻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人呢？”梁惠王说：“当然不能，他虽然没有跑到一 百步，但这也是逃跑呀。”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嘛？对，没错！“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

听到梁惠王的回答后，孟子窃喜，心想你终于上了我的套了。孟子说：“既然大王您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再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接下来， 孟子用一大段严谨的论述，论证了为什么梁惠王尽心尽力地赈灾纾困，也还是与那些没有施行仁政的国家一样，无法获得仁政的红利。梁惠王嘲笑别国没有仁政，其实是在“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政策与别国并无本质区别。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粮食和鱼肉多到吃不完，木材也多到用不尽，这样便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什么不满了，王道也就开始了。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⒂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一家人有百亩耕地，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那么，这个家庭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好好地办些学校，用孝悌之义训导他们， 那么，〔人人都会尊老爱幼〕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货物在路上行走了。连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衣穿、有肉吃，黎民百姓不饥不寒，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不使天下归顺的。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富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平常年月道路上有饿死的人的尸体，却不曾想到应该打开粮仓加以赈救。等到把人害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就相当于拿着刀子把人捅死，却说，人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大王您如果不把责任推给天灾，〔而是对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那么，别国的百姓自然都会来投奔的。

相比于天灾之后的补救措施，孟子显然更加看重社会整体的福利状况。只要政府不再横征暴敛，不再用繁重的税收和高涨的房价把老百姓的经济耗空，那么即使瘟疫和洪水来了，人民自身也会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而不至于一失业就破产、一失业就断供。因此，在孟子看来，自由市场和社会福利是帮助百姓抵御天灾的安全网。有了这些，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王道”，才能吸引别国的百姓心向往之，最终使得天下归心。而那些动不动就把责任推卸给天灾的人，无论再怎么费尽心力救灾抢险，都与王道相去甚远。这些人嘲笑别国，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与传统音像产业类似，中国电子游戏的盗版时代，随着实体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在音像产品还在以实体光碟或磁带为主要分发形式的实体时代，一个知识产权执法不严的国家，必定会出现盗版遍地的局面。像这种2元钱一张的盗版光碟，几乎没有任何生产上的技术门槛。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版权逐渐代替了实体渠道，成为了音像制品最主要的发行方式。人们对音像产品的使用习惯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改变，传统的DVD放映机、和磁带随身听被逐渐淘汰，手机、电脑，以及一系列便携式的数字媒体播放器成为了主流。这时，实体的盗版光碟已经走向了没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早期的线上数字发行，由于网络带宽和流量的诸多限制，还只能以数字拷贝的方式进行。这就为盗版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虽然传统的实体盗版产业在此时已经日薄西山，但由于数字拷贝极易复制和传播，因此以BT和电驴等形式的盗版传播日益猖獗。即使发行商们绞尽脑汁对数字拷贝服务进行技术上的保护，例如对数字拷贝的文件格式进行加密，或者要求购买者必须使用自家的播放软件进行播放等等。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破解或逆向工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线上盗版渠道的主要技术武器。

时至今日，数字串流服务，或者叫网络流媒体服务，为这场纷争彻底画上了句号。与早些年间通过下载或拷贝的方式进行售卖或发行的方式不同，数字串流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无需下载，即点即播的便利体验。例如 Spotify 和 Netflix，虽然后者一开始也是靠做实体光碟出租业务起家，但这两者如今的主营业务，都是订阅制的数字串流服务。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流量资费的降低，使得随时随地通过网络享受串流服务成为可能。在这场有关知识产权的拉锯战中，科技的进步无疑使版权方胜利在望。

电子游戏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只是相比于传统音像行业，游戏所占用的数据容量更大，并且其互动式的消费方式对特定环境和硬件的要求也更多。因此，以 Steam 为代表的数字拷贝服务，要比音乐或电影行业普及得更晚。如今，只要接一根网线，我们就可以高速地下载数字版游戏，而无需购买实体的游戏光碟。那些充满回忆的“番茄盘”“香蕉盘”，也逐渐推出了历史舞台。

正如我前文所说，电子游戏的消费方式是交互式的，它对操作与回馈的及时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就是游戏产业迟迟未能从数字拷贝时代跨入到串流时代的真正原因。所谓电子游戏的数字串流服务，是指玩家无需将游戏数据下载到本地，而只是通过网络接受游戏画面并发送操作指令，即可完成游玩过程的新型消费方式。它也被一些人称为“云游戏”，因为游戏数据会一直被储存在服务商的云端服务器上。

2019年，Google在它一年一度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也就是GDC 2019上发布了它的游戏串流服务 Stadia。Google称，通过Stadia，玩家无需下载任何游戏数据到本地，只需通过Chrome浏览器，即可在不同平台的设备上，以4K60帧的画面游玩最新的电子游戏。这便是Netflix等数字串流服务在电子游戏领域的实现。

目前看来，游戏串流服务所面临的唯一阻碍，便是网络延迟。我们平时在游玩网络游戏的时候，100ms左右的延迟便已可以带来极佳的游戏体验。但这里的网络延迟只发生在我们与其他玩家的互动上面，换句话说，我们玩家自己操控的角色，是不存在延迟的问题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游戏资源，都已事先被下载到本地。游戏串流则完全不同，它要求我们的网络不仅能够实时传输大量游戏资源数据，还要能够及时地将我们的操控指令回传到云端，再由云端计算出与我们操控指令相对应的反馈，以及这些反馈所对应的游戏画面。而这一整个过程都必须在10ms以内的时间里完成，玩家才不至于感受到明显的操作滞后性。

传统的光纤网络或蜂窝移动网，当然无法满足游戏串流对于网络延迟的严苛要求。但在不远的未来，随着5G标准的普及，高带宽、低延迟的网络几乎已经近在眼前。在这些新技术的加持下，原先人们一度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游戏串流服务，也将切实地来到人们面前。

6月12日，索尼终于公布了 PlayStation 的下一世代游戏主机：PS5。而微软也在几个月前公布了自家次世代主机 xbox series x 的详细信息。这两款新主机相比于前代，在性能上的提升其实非常有限，远不如PS2到PS3的进步程度，这也是这两款新主机一经公布便引起争议的原因。而作为PS5最大亮点的高速固态硬盘，更是被许多人嗤为噱头。

可以预见到的是，随着PC硬件价格的不断降低，以及未来游戏串流服务的逐渐普及，游戏主机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电视游戏将会一直存在下去，只是承载它的载体将从实体转为线上。就像我们现在再也不用购买专门的MP3播放器来听歌一样，我们也终有一天不需要专门的游戏主机。PS5或将是最后一个世代，游戏主机终将消亡，游戏的流媒体化趋势不可阻挡。

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忠实的 Sony 和 Nintendo 玩家，主机游戏给我带来过非常多的快乐时光。就像中学时代的我，在慵懒的午休时光，拿出 Sony 的音乐播放器，戴上耳机听 Pink Floyd 的日子。它终将随着我的青春一同成为美好的过去。

我是谷月，感谢收听收看《格物志》，我将在这档节目里尽我所学，厘清历史与社会。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请订阅我的频道，或者给我的视频点一个顶，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

玩家对《最后生还者2》如此失望乃至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这款游戏的剧本。作为前代男主角，也是前代最主要可操控角色的乔尔，在本作的序章就领了便当。试想一下，一位曾经与你共度了几十小时的游戏角色，一位在前代故事中被刻画得极为丰满的硬汉父亲，却在本作游戏开场后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被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女人，用高尔夫球棍如此虐杀。并且就在这个女人虐杀乔尔的十几分钟前，她还被乔尔从一群僵尸的手下救过一命。这当真是教科书级别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之后，女主艾莉便和她的小女友一起，踏上了“为父报仇”的漫漫长路。你以为这就完了？你以为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女主如何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来到西雅图，手刃仇敌，然后潇洒而去，过上了穷且意坚的末世生活？你还是 too simple！这款游戏的剧本最恶心人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要强行让你接受前代主角一开场就领便当的事实，还要让你亲手操控那个对乔尔恩将仇报的女人，强行让你体会她的心路历程。最后，当艾莉终于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位杀父仇人面前，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后，艾莉居然放了她！是的，当我看着杀父仇人的船缓缓地开走，而艾莉孤身一人在水中泣不成声的那一刻，我差点摔了手柄。

同样经历过这种“玩家滑铁卢”式遭遇的3A游戏，还有2018年发布的EA旗下著名FPS游戏《战地5》。与《最后生还者2》发布即吃瘪的境遇相比，《战地5》则要惨得多。它在游戏正式发布前的第一支预告片，就已经在玩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对这支宣传片的批评主要来自《战地》系列的传统玩家，即广大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爱好者。他们认为，《战地5》宣传片中的画面与真实的二战历史严重脱节。无论是带着机械义肢的女兵也好，还是不属于任何一场二战经典战役的游戏场景也好，都让多数玩家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关于二战的游戏。

而负责《战地5》开发的DICE工作室CEO、EA首席设计官Patrick Soderlund在面对玩家质疑时的回应则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愤怒和不满。他在面对采访时说：“这些人缺乏教育，他们不知道这是合理的场景。”还说：“对这件事玩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这种设定，要么别买我们的游戏。”要知道，uneducated 在英语中是一个非常难听的单词。许多《战地》系列的核心玩家被彻底惹毛了，他们的怒火，使得《战地5》在发售之前就已经凉了半截。

无论是媒体和玩家对《最后生还者2》评价的两极分化，还是作者和玩家有关《战地5》的争论，都反映出一个有关电子游戏的根本矛盾，即艺术品与商品之间的矛盾。很多人喜欢将电子游戏称为“第九艺术”，原因是游戏和电影类似，都能通过各种技巧来表达某些观点或讲述某些故事，从而引起观众或玩家的情绪反应。但就如同电影要靠票房来获取收益一样，游戏的本质也不过是厂商用来盈利的产品。一旦一样东西兼具了艺术表达和商业盈利的双重使命，它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种艺术品与商品之间的矛盾之中。

艺术品的构建是高度私人化的，它更多地是作者个人或创作团队在价值观、审美和技法上的私人表达。既然是私人表达，就自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的不认同。但在纯艺术的领域，表达者与欣赏者之间处于不对等的关系，即表达者无需在意欣赏者的感受，他只管尽情表达就好。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艺术家都应该是高傲的。

然而另一方面，商品的构建则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它只有尽可能地迎合自己的受众，才能获得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商人们往往并不在乎自己想要表达什么，而更加在意受众们想要什么。因为在商业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处于相对平等的关系，只有二者达成共识，经济效益才能产生。如果一个商品得不到市场的认可，那它就是失败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商业电影和电子游戏恰好横跨了艺术与商业两个领域，它们自诞生之初起就要挣扎在自我表达和大众需求之间，在双方不断的拉锯中谋求生存。《最后生还者2》的制作团队或许的确很有想法，他们想让这部游戏超出商品的范畴，进而承载一些高尚的价值观。但这显然不合玩家们的胃口。身为一家身负重担的索尼第一方游戏团队，顽皮狗不应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将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玩家，而完全不考虑玩家的感受。这样做既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会为工作室日后的发展蒙上一层不可知的阴影。

毕竟，《最后生还者》不是一部自娱自乐的独立游戏，也不是放在游戏博物馆里供后人瞻仰的艺术品，它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商品。它的诞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盈利。当然，能在盈利之余兼顾自我表达当然更好，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明显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 作为一家拿着投资人钱的厂商，你只能选择商业的逻辑，而非艺术的逻辑。这或许听上去不够浪漫，但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

我至今仍然记得乔尔和艾莉两人骑着马，走过长颈鹿身边的那段美好场景。顽皮狗是一家带给我们太多美好回忆的工作室。希望他们能够汲取这次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做出更多既叫好、又叫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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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关于很多人都在批评的“传递正能量”的问题，我个人对此的看法可能和主流观点不太一样。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一味地“传递正能量”确实是一种自我麻痹的精神鸦片，它除了粉饰太平以外，无益于解决任何现实的问题。但对于像缪可馨这样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以“传递正能量”为主呢？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让十岁左右的小孩，提前了解到成年人世界的复杂和丑陋，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无论成年人间的尔虞我诈有多激烈，我们都应当努力让下一代在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环境中长大。这就是我支持向孩子们“传递正能量”的原因。

然而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只在一个正常的、理想的社会中才能成立。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像缪可馨这一代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补习班、考试和比赛当中。他们所面临的竞争之残酷、压力之巨大，可能是我们这些成年人都无法体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其实已经提前步入成年阶段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没有什么温暖而纯真的童年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缪可馨能够写出《三打白骨精》这样文章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不想“传递正能量”，而是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尝到了本该只属于成年人世界的苦涩。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老师还要一味地要求孩子们“传递正能量”，这不是逼孩子撒谎，是什么呢？

归根结底，在“正能量”这件事情上，错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一整个社会。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无能，我们没能尽到我们的本分，没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充满纯真和温暖的童年世界，才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我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教师这个群体，在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我想你们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经历过被班主任或任课老师不人道对待的滋味。北上广这些一线发达地区我不清楚，我是在三线城市的棚户区长大的。我上幼儿园时就经历过体罚和殴打。那时候年纪小，精力旺盛，午休的时候总是睡不着觉，于是老师就让我们几个不睡觉的小孩在墙角做深蹲。那时候我才5岁。上小学的时候就更厉害了，没交作业的排队打手背。注意，不是打手心，而是手背。我们老师亲口说过，手背比手心疼，他要让我们“长记性”。至于语言上的侮辱和谩骂更是数不胜数。上课回答不上问题就会被说成“脑子里有花岗岩”，同一道题反复做错就会被说成“弱智”“无药可救”等等。家里不给红包的学生会被安排到教师后排，班干部都会给家里有钱并且愿意包红包的学生。

我在这里就不继续列举了。我今天想说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教师都是一个先天就具有专制色彩的职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处于绝对弱势的小朋友，他们手上掌握着，对于学生来说巨大的权力。我们都说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那教师们对于学生的权力是不是也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呢？如果各位加入过所谓的班级群或者家长群应该有所体会，现在的那些家长，在老师面前，比在单位领导面前还低声下气。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

缪可馨走了也有些时日了，我想套用约翰·多恩的布道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 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 欧洲就减少。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我们在面对这24字的核心价值观时，可能并没发现，“自由”与“平等”实际上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因为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由于人们各自在背景出身、家庭教育、社会机遇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平等会无法避免地产生。而这种不平等，是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加剧的，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而如果要人为地抑制这种自然的不平等趋势，以促进“人人平等”局面的形成，就必须对社会整体的自由度加以限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永远无法兼顾自由与平等，但是，这两种价值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因此，在自由与平等这对相互矛盾的价值中，认为自由高于平等的人，可以笼统地被划为右派；而那些反过来认为平等高于自由的人，就可以大致被划为左派。例如，在一条从左到右的一维坐标轴上，推行“全民医保”的奥巴马，肯定会位于一上任就宣布废除该法案的特朗普的左侧。

时间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一维坐标轴已不再能准确地反应人们的政治立场。例如，人们通常会将斯大林放在坐标轴的左端，而将希特勒放在右端。然而这两人在许多政策的主张上却是非常相近的。这就体现出传统一维政治坐标系的缺陷。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在经济上是左派，而在政治上却是右派，斯大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希特勒在政治上都是极右，二者的分歧主要在经济上。

为了弥补传统一维坐标轴的缺陷，人们又引入了一条纵向的坐标轴，将政治坐标系扩展到了二维。在这个二维平面的坐标系中，横轴代表经济，纵轴代表政治。横轴的左侧代表经济上的平等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右侧代表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解决大多数问题的良方，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纵轴的上方代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主张通过较为严厉的法制来约束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下方代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个体价值才是最终目标，而国家只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手段。

在二维的政治光谱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由横坐标和一个纵坐标构成的点。这个点越接近哪个方向， 就表明这个人对哪一种主义的认同越强烈。这样一来，斯大林同志便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即经济极左、政治极右；而元首在这里，经济中间偏右 、政治极右。从这张图上我们不难看出，一味将元首判定为“极右”其实是不准确的。

这种二维的政治坐标系通常被称为“政治光谱”，它是政治学上的一种量化工具，用于标度每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立场上的倾向。如今，你只需要抽出十分钟时间，做一张测试问卷，就能大致找到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以及哪些历史名人会是你的知音。

在历史上，关于政治光谱，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众所周知，当今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汇聚了该国左派和右派的各界精英，即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但这一局面在一百年前与现在刚好相反。民主党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保守的右派政党，它主要代表美国农场主的利益。因此民主党在19世纪中期通过法案强制驱逐印第安人，发动美墨战争，获得大量土地以供农耕。在南北战争中则支持奴隶制，以维护成型的农业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主党获得南方各州的支持。然而，自从1930年代以来，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后推行“新政”以挽回美国经济，这些在当时看来非常左倾的做法，成为了日后民主党的主要政策走向。于是，民主党从一个保守的右派政党逐渐变为一个激进的左派政党，直至今日。

而如今的共和党在建立之初却是一个主张进行经济改革的左翼政党，同时反对奴隶制。共和党的第一位总统就是亚布拉罕·林肯，他的上任称为南北战争爆发的直接诱因。直到1980年代里根总统上任后，现代共和党的政治立场才最终定型。但在一百年后，共和党已经转变为一个代表白人、男性、中老年人、农民和低学历人士的保守的右翼政党。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的立场发生了有趣的互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党派政治的某些本质。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如今一提到纳粹，我们便会下意识地将它归为极右翼。但如果我们看一眼纳粹的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它在一开始也是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左翼政党。至于纳粹的历史，以及希特勒是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艺术生蜕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元首，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这期节目主要介绍了一些关于政治学的常识，如果你对这类话题还有兴趣，可以自行搜寻相关资料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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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非裔美国人在被逮捕的过程中被一名当地的白人警察过失杀害。这一事件成为一场全国性暴乱的导火索，美国各州相继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从最初的和平游行发展成了暴力的打砸抢烧，各地都出现了商店被暴徒打砸并洗劫一空的恶性事件。

故事的起因还要从20天前的“弗洛伊德事件”说起。5月25号晚上8点，位于美国北部的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嗯对，就是东哥被曝出“性侵丑闻”的地方），一家便利店的店员拨通了911报警电话。根据警方公布的通话记录，店员在报警时说，一位非裔男性在店内结账时使用了假钞，但被这位店员发现。店员要求他归还所购买的香烟，却遭到拒绝。

这位使用假钞的非裔美国人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乔治·弗洛伊德。他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今年46岁。2009年，也就是距今11年前，弗洛伊德曾因持械抢劫被判入狱，并在德州监狱服刑5年。出狱后，他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餐厅当了5年的保安。直到最近，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失去了工作。

在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警察赶到时，弗洛伊德仍在事发的便利店附近没有离开。根据报警店员的描述，当时的弗洛伊德“醉德不省人事”，并坐在了自己的车里。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显示，当时坐在车里的除了弗洛伊德之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一名警察用枪指向弗洛伊德，令其将手放在方向盘上，弗洛伊德遵从了他的命令。之后，在场的另一位警察将弗洛伊德拉出车外，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期间，弗洛伊德曾有过几次反抗。之后，弗洛伊德坐在路边，警察对他进行了简单的讯问，并告知他因为使用伪钞被捕。

之后的情形被路人用手机拍摄下来：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带往警车的途中突然跌倒，还说自己有幽闭恐惧症。此时，本案的另一位主人公，也就是44岁的白人警察德里克·迈克尔·肖万（Derek Michael Chauvin）乘另一辆警车抵达了现场。根据检方事后对肖万的起诉状记载，4名警察数次试图将弗洛伊德押上一辆警车的后座，但是弗洛伊德故意跌倒、歪斜着站立，还不断说自己不能呼吸。然后，肖万在两名同事的帮助下，将弗洛伊德拉入警车。

晚上8点19分，肖万将弗洛伊德从警车的右后座拉出，三名警察同时将他按倒在地，肖万用左膝顶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身边的同事曾经询问是否应该将弗洛伊德翻过来，但都遭到了肖万的拒绝。就这样，肖万用膝盖压着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数分钟的时间。执法记录仪显示，期间弗洛伊德一直在挣扎和呼救，但肖万对此置若罔闻。根据诉状，肖万跪在弗洛伊德脖颈处总计8分46秒，在弗洛伊德没有反应之后仍然持续了2分53秒，直到8点27分才挪开了他的膝盖。救护车到场后，警察将弗洛伊德抬上担架。但不幸的是，抢救并没有成功，当晚9点25分，医院宣告了弗洛伊德的死讯。

由于肖万在这起事件中的表现极其冷酷，且事发的全过程都被在场的围观群众用手机拍摄下来，因此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5月26号，也就是弗洛伊德死后的第二天，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后与警方发生冲突并演变为全国性暴乱。除美国以外，抗议的风潮还席卷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他国家。人们打出“我不能呼吸”的标语，以此表达对弗洛伊德的同情，以及对美国根植多年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的不满。

虽然此次暴动的发生也与新冠疫情导致的全国性失业潮，以及两党的总统竞选运动有所关联，但种族歧视问题确实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要了解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峻的种族问题，还要从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历史说起。

美国的种族歧视传统

1492年，当哥伦布的船队初次抵达北美大陆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种族冲突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冲突首先爆发于欧洲殖民者和北美原住民之间。由于双方在科技水平和身体条件上有着巨大的悬殊，北美的绝大多数原住民要么被欧洲人杀死、要么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病死、要么被从自己时代生活的土地上被赶走。这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美国的“黑历史”之一。

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的种族歧视，其实指的并不是欧洲人对原住民的歧视，而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这里的有色人种其实和白人一样，也是外来族裔。他们抵达北美的时间，与欧洲白人也就是前后脚区别。这些种族之间除了肤色和文化以外，唯一不同的就是移民的先后顺序。这里开一个脑洞，假如第一批抵达北美的殖民者不是欧洲的白种人，而是东亚的黄种人，那么今天美国种族歧视的顺序可能就会颠倒过来。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我打这个比方的目的只是想让各位理解美国种族歧视的本质。

尽管包括华人在内的其他有色人种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但不得不承认，美国种族歧视最主要、也是最尖锐的对象还是黑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裔美国人，例如这位。假如你以后到了美国，最好不要习惯性地称呼这些人为“黑人（Black）”，而要严谨地称呼他们为“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否则你将可能会受到“政治正确”铁拳的无情打击。

与其他族裔主动移民北美大陆的情况不同，如今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祖先，都是被动地移民到美洲的。在欧洲人热热闹闹地开辟新航线的同时，非洲大陆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各个部落或族群之间往往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点恰恰被欧洲人利用，他们通常会拉一艘空船到非洲，花点小钱从当地的一些部落那里买来一些奴隶塞进船舱。这些黑奴通常都是部落战争战败一方的俘虏。欧洲人用船将黑奴运到“新大陆”，换来一船“新大陆”的农副产品（例如茶叶、咖啡或是烟草），再将这些东西运回欧洲，高价卖出。这是一个完整的贸易闭环，也就是我们中学历史书里说的“三角贸易”。

“三角贸易”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经济模式高度以来劳动力。像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加工这些产业，都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动力。由于欧洲移民本身人数就少，而且工资也高，因此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就成了殖民地种植园主们的不二选择。毕竟他们力气大、吃得少，并且价格便宜、关键还是一次性投资，作为生产资料来说，可谓性价比极高。

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峻的种族歧视问题。因为对那些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及其后代来说，黑人不是人，而只是他们花钱买来的工作机器，是庄园经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你会不会对你们公司办公室的电脑产生共情？当然不会。那你可能会说，黑奴毕竟不是机器，他们至少看上去和我们并没有多大差别，大家都是人，为什么那些庄园主就那么狠心呢？这些问题在当下当然成立，但在几百年前的古代，那时候中国的省部级高官还会被太监用木棍活活打死呢。时代不同，人的观念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当然也不同。

这种以蓄奴的方式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庄园经济一直存续到了19世纪。尤其在农业发达的南方各州，庄园经济几乎成为各地的支柱性产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美国的南方就是个“大农村”。而与南方的“大农村”相对的，是北方日益崛起的城市工业。从古至今，城市一直都是先进思想最先萌芽和传播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的美国北方，残酷的奴隶制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这是意识形态的方面，在经济方面，北方同样拥有反对蓄奴的理由。众所周知，城市工业和种植园农业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对劳动力有着巨大的需求。北方人肯定不愿意像南方一样使用奴工，于是他们开始鼓吹解放黑奴，因为一旦南方的黑奴被放出来了，北方的工厂将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就这样，当时美国的北方各州一面通过发展现代工业而变得越来越富裕，一面又老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南方的奴隶制。就这样，南北双方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要知道，在美国成立之初，南北双方就在联邦政府的组织形式上有过分歧。当时的南方更偏向保守的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小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对私权的干预；而北方则更偏向激进的联邦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大政府“，以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福祉。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尽是一群自视清高的暴发户。他们本来对《宪法》的内容就不太满意，现在则更是想要远走高飞。

1860年，新成立的共和党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其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也成功当选总统，南方彻底失去了在新联邦政府中的话语权。于是，被称为“深南七州（Deep South）”的七个州宣布脱离美利坚联邦，组建了自己的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南北战争一触即发。

尽管导致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极为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解放黑奴的争论是导致内战爆发的直接诱因。虽然战争最终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南方种植园里的黑奴终于得到解放。但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全国性暴乱，都早在南北战争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祸根。美国绵延百年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并未就此结束。黑人虽然在国家层面获得了与其他种族同等的权利，但系系统性的歧视仍然存在，并持续至今。

我今天这期节目主要讲的是美国种族歧视的起源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歧视的具体情况和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美国这个国家始终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及其衍生问题的阴影。下至今天的全国暴乱，上至南北战争，都与种族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种族问题如何演流变、激荡，直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骚乱，以及黑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奋起反抗，就是咱们后面节目的内容了。

后续

听了上面这些内容后，很多人可能又要开始批评美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美国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搬出这些陈词滥调了。但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而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

美国这套政治制度已经相对平稳地运行了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不断地踩坑、纠正再踩坑，他们的政治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地打磨和完善，拥有了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纠错机制。5月26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宣布停职涉事警察；5月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弗洛伊德事件展开调查；5月29日，德里克·肖万被明尼苏达州刑事侦查局逮捕；6月3日，德里克·肖万被以二级谋杀罪正式起诉。目前审理工作仍在继续。

在过去的20天里，美国各地的部分警察，以单膝下跪的方式向和平示威运动表示支持。我前面也提到过，乔治·弗洛伊德其实是一个有着多次案底的“社会不良人士”，而他使用假钞的行为在美国也确实是犯罪行为。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洗白警察暴力执法的行为，也不足以抹消美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事实。那些走上街头的绝大多数和平抗议的人们，也并非要为一个罪犯做辩护，他们想要的，只是改变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尚且严重的现状。

我是谷月，感谢你收看《格物志》，我会在这档节目里尽我所学厘清历史与社会。如果你觉得这部视频还有点意思，请给我点个顶，或在评论区留下你自己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

视频素材

• CBS Evening News - Derek Chauvin charged with third degree murder in death of George Floyd
• CBS Evening News - New video shows Minneapolis police arrest of George Floyd before death
• CBS News - 4 Minneapolis officers fired after arrest of man who later died
• CNBC Television - Scenes from protests, riots across the U.S. after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 Sky News Australia - The Left has tried to define deadly US riots as ‘peaceful’ protests
• The New York Times - How George Floyd was killed in police custody_visual Investigations
• The New York Times - Thousands March to the White House _ George Floyd Protests
• TODAY - 4 Minneapolis Officers Fired After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Police Custody
• VICE News - Cops Are Taking a Knee. Not Everyone Is Convinced
• VICE News - George Floyd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Calling for Racial Justice
• 大明王朝1566.EP01.2007
• act.tv - Systemic Racism Explained
• CCTV纪录 - 《历史的拐点·下西洋》第一集 梦断大明
• Mrs. Martinez - life of a plantation slave
• Newsy - Remembering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 Shotgun BomBom - French Defensive from American Natives Attack
• Anthony Hazard -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What too few textbooks told you
• Vox - Why the US celebrates Columbus Day
• WatchMojo.com -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 Yesterday Today - 43 Haunting Photo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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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章的撤回并不意味着“感恩教育”的结束，抑或说，此次“感恩教育”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所有“感恩教育”的绝迹。相反，在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感恩权力”或“感恩国家”的文化一直都是最大的“正能量”。只要这种文化及其所生长的土壤依然存在，数不尽的“感恩教育”就不会真正消失。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误将上述“感恩文化”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所谓“儒家思想”，并就此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全面批评。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在革命的最开始便找错了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首先，他们所批评的”儒家思想“究竟指的是哪种思想就很成问题。战国时期的孟子，这位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几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的”亚圣“，在许多问题上就已经与后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何况儒学上下绵延2000多年，其流变程度堪比忒修斯之船 ，要将“儒家思想”统而论之，并扣上“封建礼教”的帽子加以攻击，实属“找错了敌人”。那些攻击儒学的人，似乎只能看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看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内容之丰富、流派之众多，尽被这些”进步“的攻击者们”统一”成了落后腐朽的模样。

其次，儒学之所以会在近现代以“落后腐朽”的模样示人，自身内容的丰富性与攻击者的蓄意“归纳”固然各有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封建帝制的霸道本性。中国的封建帝制是一个高度注重实用性的体系，对中国的封建帝王来说，凡是有利于维系统治的，皆可拿来一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各派学说无论最初有多么迥然不同的主张，最终都会在权力的倾轧下变得高度同质化。换句话说，即使汉武帝时在思想领域取得胜利的不是董仲舒的儒学，而是黄老、阴阳或其他流派的学说，后来的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事实上，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孟的儒学已经想去甚远，前者为了迎合权力的需要，已经褪去了太多“不合时宜”的棱角。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攻击的“敌人”到底是谁？或者换一个问法，中国源远流长的“感恩文化”究竟源自哪里？这正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如前所述，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帝制一直在玩“外儒内法”的把戏，即表面上遵从儒学道德以增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实质上却无时无刻不践行着法家的残酷驭民术，那么培育出“感恩文化”的罪魁祸首就应该是“内法”而非“外儒”。至此，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我们在反对“感恩文化”的时候，真正反对的应该是封建帝制及其“法家”心法，而不是被其披在身上充当外衣的无辜的“儒家思想”。

“感恩教育”及其背后的“感恩文化”都是历久弥新的封建帝制的一部分，它们不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自然地归于消灭。如果我们始终找不到真正要反对的东西，“感恩教育”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赫然写在《宪法》第一条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有“感恩教育”。

每一部英雄史诗——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离不开两个要素，即懒汉与野心家。人民天生便具有将眼前的复杂局势交给一名能力超群的英雄来解决的倾向。毕竟公共事务复杂而多变，其处理过程充满了枯燥的盘算，相较于参与其中并耗费自己的精力与时间，人们更愿意投身于短暂而刺激的“公审大会”或“造神运动”。至于无聊的公共事务，交给英雄就好。填补这种“懒汉需求”的便是野心家，他们总是带着不切实际的“救世计划”进入公众视野，并向人们许诺一个流淌着奶和蜜的美丽新世界。众多野心家中，总会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会被人们选中，成为应对危机、带领人民前往新世界的“领袖”。

翻遍史书，懒汉与野心家的默契配合无不以悲剧收场。因为复杂而多变的公共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即使有，也不是一小撮高居庙堂的“领袖”们所能想出。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关注、讨论、投票、请愿等都是参与的方式。这是公民在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应当尽到的基本义务。懒汉们无视除纳税以外的其他公民义务，转而寄希望于“英雄”于“领袖”的出现，最终只会招致野心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身为一个尚未走出此类悲剧的古老民族的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的教训，拒绝充当自食其果的懒汉、拒绝满嘴美好愿景的野心家，与其他公民一起打拼、真正尽到一位公民的义务。这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公审大会”与“造神运动”固然精彩刺激，但公民不能沉浸于这种虚假的参与感、止步于肉欲上的的满足。伟大的民族必然需要伟大的公民，而懒汉们永远无法实现“民族复兴“

2019年是个多事之秋，我隐约嗅到了人类文明周期性衰落的味道。在这场无法避免的衰落中，哪些民族会走入沉沦、哪些又能度过难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勤劳与勇敢是值得骄傲的，他们能在体制的重重阻碍之下创造出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但正如前总理温家宝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到底。30年前的枪声使全民噤声，也使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改无可改”的尴尬境地。但人们的沉默并不代表他们选择充当懒汉，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永远不是英雄，而是所有人抛弃“主义”、研究“问题”，共同努力，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负起责任。

我的手机铃声是美国乐队 Family of the Year 为一部年更剧集写的一首插曲《Hero》，它的歌词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一代拒绝宏大叙事，但热情地迎接未来生活的精神。

Let me go, I don’t wanna be your hero. I don’t wanna be your big man, I just wanna fight witheveryone else. You’re a masquerade,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承受着远超其负荷的生存压力。房价畸高、公司压榨、食品毒害、环境污染，加之愈发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保将空，这些压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的重担没有一个是可以被“英雄”轻松解决的。我们受够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宏大叙事，在即将到来的复杂时代面前，这些口号显得无比苍白。在这样的艰难境地中，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英雄”的出现。抑或说，我们自己才能做自己的英雄。

事实上，舆论并非全无“恶行”，雪花也并非全然“正义”。中国自古便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等典故，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舆论的“原罪”也被空前放大，使得原先仅能作用于熟人社区的“三人”“众口”变成了具有巨大破坏性的“雪崩”。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雪花的“非正义性”仅在其所身处的“个案”中才能成立。要在更普适的层面上探讨雪花的“正义”与否，就必须突破“个案”的桎梏，发现舆论之所以作出“恶行”的更本质原因。

纵观历次中文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波”，不难看出大众舆论先天便具有的三个“原罪”——多元性、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多元性，是指因社会个体在社会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大众舆论与生俱来的多样性。然而，仅具有多元性的大众舆论不仅不具有“雪崩”式的破坏性，还能促进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使人们在与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深化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弥合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众舆论的“多元性”构成了其“中立性”的基础，不仅不是“原罪”，反而应是“原善”。

因此，“雪崩”的发生主要缘于大众舆论的另外两个“原罪”，即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反复性，是指随着有关事件的信息的不断披露，舆论主流立场所发生的前后反复。由于公众对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大多投入了一定感情（这种感情既可源于对相关事件当事人的共情，又可源于对“公共认识”的认同），所以主流立场的每一次反复都会加剧公众对事件“反派”的义愤。如此一来，舆论的破坏性便在这种情绪累积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倘若舆论最终的矛头指向了“正确”的“反派”，则舆论便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善事”；而倘若该矛头指向了“错误”的“反派”，则“三人成虎”的悲剧就会上演，最终导致“雪崩”的发生。

判断一个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这与公众注意力先天便具有的短期性相冲突；加之“正义”的标准本身便具有多元性，使得空泛地讨论雪花的“正义性”变得毫无意义。要降低舆论引发“雪崩”的几率，就必须从舆论的反复性与破坏性着手，在不奢求舆论“行善”的前提下，让舆论尽量少“作恶”。

大众舆论的反复性缘于相关信息披露的不及时或不真实。因此，提高信息披露的速度与信度是减少舆论反复的最佳途径。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独立而自由的新闻媒体。后者不仅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有效发声渠道，化解因信息流通受阻而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还可以为社会热点事件及时而准确地披露信息，使舆论不至于因信息的不对称而摇摆反复。可以说，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可以充当大众舆论的“润滑剂”，最大限度地降低舆论的反复性和破坏性，使“雪崩”化解于未然。

如今，针对大众舆论的社会作用，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众舆论的三个“原罪”决定了其只会导致“雪崩”式的言论暴力，因而具有“非正义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舆论可以在公力救济失灵的情况下，自发地“主持正义”，因而具有“正义性“。前者在妖魔化大众舆论的同时，无视了前文所述导致或加剧舆论“作恶”的深层原因；而后者则过于理想化，赋予舆论本不该被赋予的使命。无论哪种观点，都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前者忽略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后者则忽略了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低质量的“谣言”和对各类群体的“网络暴力”，人们似乎逐渐背离了互联网“连接人”的初衷。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正是正规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的丧失。弱势群体失去了有效的发声渠道、社会公众失去了可靠的信息来源，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于是，义愤与戾气开始蔓延，而那些屡屡出现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反派”们——无论是否真的是“反派”——便成了发泄的出口。因此，争论“雪花是否正义”无非隔靴搔痒，问题的症结如同屋子里的大象，聪明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只是不愿说出罢了。